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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四十自述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3905954
- 條形碼：9787513905954 ; 978-7-5139-0595-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胡適:四十自述 本書特色
胡適先生回顧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經歷，從他的信仰、母親的訂婚、慈母的教育、三歲入塾、叫局吃花酒到醉酒打巡捕、閉門讀書考上庚款留美、至 “逼上梁山”的文學革命，完整地講述了自己成長、學習與突破的根源與歷程。
胡適是當代中國學術、思想、輿論界的領袖、宗師，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論影響力無人能出其右。胡適的才華、思想、品德的形成都與他童年、少年與青年時期的成長與所受教育密不可分。
這部自傳不僅完整地呈現了他40歲及以前的生活、思想與事業，也再現了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風貌。他的家鄉、他求學的上海、留學的美國、活動*多的北京，在此都有描述，這些成為了解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政治、輿論界的狀況，民國時期文人中國夢的思路，當時知識分子尋求進步軌跡的重要內容。
胡適:四十自述 內容簡介
1. 胡適是一位思想家、文學大師，時代變革的推動者，20世紀全世界很有影響的人物之一。胡適的學問與為人堪稱知識分子的典范，李敖、唐德剛、季羨林等歷史學家都對胡適極為推崇。他的成長和思想的形成經歷，值得一看。
2. 胡適的傳記和研究作品很多，而僅本書是親筆撰寫的傳記，對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有非常詳細的回憶，和相當深刻的思考，是胡適傳記作品中相當有價值的。
3. 作者所寫傳記，內容鮮活、語言質樸，文字中見親切，讓人感動。關于文學思想的闡述又精辟入里，入木三分。本書是作者成長和思想精髓的集合，是了解胡適生平與思想的必讀本。
胡適:四十自述 目錄
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
**章 九年的家鄉教育
第二章 從拜神到無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樣到外國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新文化運動
原書自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
**章 九年的家鄉教育
第二章 從拜神到無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樣到外國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新文化運動
原書自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附錄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作品列表
生平年表 信息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
**章 九年的家鄉教育
第二章 從拜神到無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樣到外國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新文化運動
原書自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親的訂婚
**章 九年的家鄉教育
第二章 從拜神到無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樣到外國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新文化運動
原書自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附錄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作品列表
生平年表 信息
展開全部
胡適:四十自述 相關資料
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
文 | 葉勝舟（公務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木秀于林，風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胡適不足26周歲，即在全國“暴得大名”。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語自警、自省，仍躲不過各種勢力懷著各種目的，將他作為一個標靶、箭垛，進行滔滔不絕的攻擊。正所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過河卒子 忠而獲咎
蔣介石在日記上評價胡適：“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既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又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起點。8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國防參議會最高會議，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援助，壓制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決定派胡適出使美國。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 胡適成名45年，親人、舊友、門生、同仁、粉絲等都曾對他撕破臉皮。“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文 | 葉勝舟（公務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木秀于林，風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胡適不足26周歲，即在全國“暴得大名”。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語自警、自省，仍躲不過各種勢力懷著各種目的，將他作為一個標靶、箭垛，進行滔滔不絕的攻擊。正所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過河卒子 忠而獲咎
蔣介石在日記上評價胡適：“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既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又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起點。8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國防參議會最高會議，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援助，壓制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決定派胡適出使美國。
《紐約時報》載文歡迎：“凡是知道胡適的美國人，都會因為胡適的新使命而歡呼。”日本媒體也非常關注，東京的《日本評論》獻策：“日本需要派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祜輔、石井菊次郎、松崗洋右。鶴見是文學的，石井是經濟的，松崗則是雄辯的。”
二戰初期，美國反戰情緒高漲，孤立主義盛行。1938年12月，胡適、陳光甫想方設法繞過美國中立法案，為中國爭取到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1940年3月，胡適、陳光甫又為中國爭取到2000萬美元的滇錫貸款。兩筆巨額貸款，鼓舞了中國軍民士氣，提升了中國國際信用。
胡適受命于國難、敗軍之際，又是“半路出家”干外交，憑借坦誠、學識、人脈，在美國學界、政界、輿論界聲望甚隆。最深的人脈就是哥倫比亞大學同窗──羅斯福總統。
羅斯福對胡適的印象極好，說：“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進一步促進中美之諒解。”王世杰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于適之信賴備至”的贊語。1941年12月7日，羅斯福直接打電話給胡適，“方才接到報告，日本海空軍已在猛烈襲擊珍珠港。”次日，美、英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全面抗戰4年多，一直苦撐待變，也不單獨宣戰，如今終于松口氣。12月9日，國民政府跟隨美國正式對日宣戰。
胡適日夜奔波，為國盡忠。他告訴夫人江冬秀：“到紐約六個月，只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據同行的張忠紱回憶，他們到美國后，凡事節儉，住最便宜的旅館房間。胡適還主動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謝絕英、美大學的高薪聘請。胡適在送“抗日戰友”陳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詩明志：“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但胡適抗戰時的言行，當年即受不少指責。概括有三：
其一，“漢奸”說，幻想對日求和。
“七七”事變之后，國民黨高層、學者有主戰、主和兩派。汪精衛、周佛海、顧祝同、胡適、陶希圣等屬于主和派，即所謂的“低調俱樂部”。
胡適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于大戰發生前為之。”1937年8月5日，他通過陳布雷向蔣介石上條陳，有條件地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即東三省），承認“偽滿洲國”，從而“根本調整中日關系，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8月6日，胡適再向蔣介石遞交書面建議，強調與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會議上，以“某學者”為名介紹胡適的主張，清醒判斷“日本是沒有信義的”。參謀總長程潛直斥其“漢奸”。會議以全體起立形式決定抗戰，否決胡適等人的“主和”意見。
國力懸殊，主和派認為“戰必大敗”，主戰派也對前景悲觀。胡適在1937年7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當日蔣介石夫婦約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圣、陳布雷等人吃飯，“蔣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中國政府意志堅定，士兵英勇頑強，民眾同仇敵愾，“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粉碎日本“一個月內，解決中國事變”的陰謀。胡適深受鼓舞，對抗戰結局不再悲觀，傾向“主戰”。9月8日，他對汪精衛表明，“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
近代以降，日本對華狼子野心。甲午海戰大勝后，更是貪得無厭，咄咄逼人。胡適幻想與日本求和，無異緣木求魚，但與汪精衛、周佛海等人后期叛國罪行完全是兩碼事。陳布雷向蔣介石轉交胡適、陶希圣“主和”之見時，附信明確反對，同時中肯評價是“忠誠迫切”。胡適使美之后，更以“過河卒子”自許自勵，“低調同志”轉變為“抗日斗士”。
其二，“沽名”說，到處演講不管“正事”。
胡適任駐美大使4年有余，在北美各地開展民間外交、宣傳中國抗戰，演說400余次，確實蠻拼的。不少大學爭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僅1942年就接受10個。李敖對他這時期的工作和成就頗為認可，“在大使任上，胡適沒有政治資源，只能到處演講、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適的演說也引起日本的驚恐。胡適日記中保存《紐約時報》1940年10月31日報道，轉述東京英文《日本時報》評論，指責胡適以大使身份到處演講，是刻意激起民眾對日本的仇恨，并將美國引入與日本可怕的戰爭之中。
由此可見，胡適雖為一介書生，卻是二戰期間日本政府、日本媒體的“眼中釘”、“肉中刺”。他在美國的文化“軟實力”，決不亞于正面戰場一個整編師的軍事“硬實力”。
但胡適的演說備受國內詬病，視為不務正業。1940年6月，蔣介石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為處理對外借貸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國，見面就批評胡適：“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管管正事吧！”
胡適后來繼續演說，還有一個無奈緣由，就是深受宋子文排擠，無所事事。1940年10月，宋子文來美不久就致電蔣介石，參了胡適一本：“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能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還鼓動蔣介石撤換胡適，“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蔣介石下不了決心，宋子文不斷催促。
宋、胡矛盾難以調和，蔣介石也有責任，任命就有問題。胡適是特命全權大使，宋子文是特命全權代表，兩個“特命全權”，人為制造矛盾。1941年12月，宋子文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后，排擠胡適更加有恃無恐。
1942年5月17日，胡適致信翁文灝、王世杰，吐槽“某公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也談及辭職的兩難：“我若求去，人必認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費解釋”，“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憤憤不平：“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長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蔣介石明確發宋、胡的電報，宋也不給胡看，而是直接復蔣。
其三，“無能”說，對美外交不力。
1941年9月，美國私底下綏靖日本，進行秘密談判，盤算利己損華。11月2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召見中、英、澳、荷四國大使，通報美方草案。英、澳、荷無異議，胡適當即表示反對，要求面見羅斯福總統，陳述阻止美日和談草案的理由。24日，胡適急電重慶當局：“情勢緊迫，難于遏阻。”
蔣介石對此極為震怒。11月25日，電令胡適反對。26日，胡適代表國民政府向赫爾提出嚴重抗議，同日又與宋子文一起拜見羅斯福總統。由于英國首相丘吉爾與蔣介石、胡適的強烈反對，美國政府慎重考慮，26日決定撤銷與日本的妥協方案。中美同盟由此鞏固，遠東戰局雖苦但翻盤概率大增。
11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本月反省錄”中痛批胡適“無膽、無能”，“倭派專使來棲赴美交涉，彼仍抄襲甲午戰爭時遷就列強……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愿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誠可痛、可悲之至也。”
學者余英時的評價與蔣介石截然相反，認為胡適在此事上為中國抗戰立下大功，“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后一分鐘的強烈爭持是有關系的。”這就是有名的“最后一分鐘強烈爭持”出處。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理畢爾在《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著作中，從另外一個視角評價胡適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大使任內，運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動美、日交惡，是眾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國帶進太平洋大戰，使中國可以有‘翻身’的機會。”
飛鳥未盡，良弓已藏；敵國未破，忠臣獲咎。1942年1月1日，美、蘇、英、中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美國援華已是順理成章，駐美大使更由苦差變成肥差。胡適捐軀赴國難，視“罵”忽如歸，如今“橋”已鋪、“河”方過，胡適這個“卒子”反而成了“棄子”。
1942年8月15日，國民政府以“心臟衰弱，不勝繁劇”為由免去胡適駐美大使職務。因不滿胡適爭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國立場處置國事，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一筆抹殺，評價他“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
書生意氣 反彈琵琶
儒家文化熏陶之“士”，七分可敬、兩分可愛、一分可憐。
胡適是書生，非政客。有時追求獨立思考、自由立場，難免不合時宜，不論得失，顯得天真簡單，“書呆氣”十足。有三例為證。
例一：抗戰不愿使美，為保自由身而本能拒絕。
1937年8月19日下午，蔣介石希望胡適以非正式外交使節身份前往美國游說。不愿當官的胡適第一反應情緒化，竟一口拒絕，理由是不知道去美國后“能做些什么”，也擔心被人指責為逃兵，所以“我不愿離開南京，我愿與南京共存亡。”
政府高官們都頭大、傻眼，不得不搬請胡適的得意門生、學術知己傅斯年客串“政治輔導員”，鼓動他為國效力。傅斯年一再苦勸，胡適就是不松口。最后傅斯年情真意切流下熱淚：“要說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胡適也是真性情，被此言此情打動，終于流淚答應，“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征調，我不敢推辭”。
1938年7月20日，在美國游說的胡適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希望他正式出任駐美大使。也是經朋友們勸說，磨磨嘰嘰一周后，胡適7月27日才回電：“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9月13日，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9月17日對外發布，胡適在17日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
例二：國難當頭，勸學生安心念書。
“九一八事變”后，平津危急、華北告急、中華民族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大規模的抗日救亡運動，清華大學救國會發布蔣南翔起草的《告全國民眾書》，其中一句悲憤怒吼，成為不朽經典，全民共鳴：“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2月13日，胡適反彈琵琶，在《大公報》發表《為學生運動進一言》文章，在簡短肯定“一二九運動”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后，筆鋒一轉，切入主題。認為“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五四’以后，罷課久已成了濫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指責“鼓動罷課的少數人全靠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心理”。
國難深重，外侮內患。胡適擔憂青年學生被政治口號迷惑，所以苦口婆心地勸解，“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結果受到激進學生們的斥責。
一名熱血青年基于“阻止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的義憤，給胡適寫信送上“三字經”國罵，警告“往后若再撕毀關于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落款為“將來殺你的人”。
北大學生李祖蔭在《胡適受窘北大禮堂》中回憶，1934年秋季，胡適在北大三院禮堂召開的全校師生大會上講演，“噓聲四起，加上喧嘩，經久不息”。當時李祖蔭站在講臺旁邊，眼見胡適在臺上面紅脖子粗，他說一句，噓聲一陣。
胡適的學生鄧廣銘回憶，胡適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禮堂上課；三十年代改在稍小點的二院禮堂上課；抗戰前夕，改在更小的紅樓大教室上課。原因是前來上課的學生越來越少。
胡適的“調理藥方”，理性溫和，少傷元氣，“遠水”不足以讓熱血澎湃的急性子解“近渴”。其實，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也有所保留，批評“因學生運動的緣故，引起虛榮心、依賴心，精神上的損失著實不少。”
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認為，為尋找國家和個人的出路，“性急的年輕人一般很難滿足于‘多研究些問題’和點滴改良，何況這種研究和主張改良并沒帶來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決’──進行階級斗爭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
例三：國共內戰箭在弦上，寫信勸毛澤東放棄武裝。
1945年8月22日晚，胡適在美國與董必武長談后，意猶未盡。24日致電毛澤東，以美國民主黨大選獲得政權、英國工黨五十年和平奮斗成為多數黨這兩例，勸說“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胡適此議不全是幫蔣介石忙。抗戰結束時，國軍兵力約430萬，明顯強于約130萬的共軍兵力。他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顯示超黨派，想走英美民主之路；其二，為天下蒼生計，免內戰之苦；其三，高估自己對蔣、毛的影響力，嘗試調停。
中共“七大”后，毛澤東黨內根基已固，羽翼已豐，逐鹿中原的雄心萬丈。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在他眼中也是“只識彎弓射大雕”。豈能輕從胡適書生之言，解除武裝，自廢武功，任人宰割？
閱思吾族史籍，筆者常撫卷感嘆，儒家文化熏陶之“士”，七分可敬、兩分可愛、一分可憐。文革初期，毛澤東、劉少奇早已水火不容，章士釗亦嘗試調停，可與胡適嘗試調停蔣、毛相印證。 學術公正 寬容大度
與魯迅、郭沫若，如何交手？
自由需要寬容。1959年3月，晚年胡適在《自由中國》雜志發表了題為《容忍與自由》的文章，提倡“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與《論語》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異曲同工之妙。
某些權貴自以為永遠正確，批評別人，往往高高在上，頭頭是道；被別人批評，就暴跳如雷，急于反擊、打壓。胡適有涵養，有雅量，對學生寬容大度，對論敵也寬容大度。1930年4月30日，他在致楊杏佛信中說：“我受了十余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自1924年始，左翼革命文學旗手魯迅與右翼自由主義旗手胡適漸行漸遠，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棄。1925年5月11日，魯迅因看不慣胡適“國人導師”的做派，寫了《導師》一文，文末吶喊一聲：“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1933年3月22日，又用“何家干”筆名發表《出賣靈魂的秘訣》，挖苦胡適“出賣靈魂”。
對于魯迅的含沙影射、冷嘲熱諷，胡適大度淡定，不急、不理、不駁。相反，在著作《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客觀評價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稱贊他“成績最大”，“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
尤見正氣凜然的是，魯迅去世一個月后，胡適還為他主持公道。1936年11月18日，文壇“罵魯第一人”的女作家蘇雪林致信胡適，并附11月12日致蔡元培信，辱罵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比的小人”，攻擊“新文化產業，被左派巧取豪奪”。
胡適回信蘇雪林的措辭理性、寬容：魯迅“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深戒“舊文字的惡腔調”，“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1958年5月，胡適在臺北作《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主題演講時，依然肯定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
郭沫若的品行氣節素有爭議，晚年更是徹底墮落為“黨棍”。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寫道，1960年6月2日，胡適回憶：“郭沫若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郭沫若信奉馬克思主義，親昵時曾摟抱親吻胡適（徐志摩在場見證），翻臉時常公開辱罵胡適。1947年2月5日，郭沫若撰文《替胡適改詩》，把胡適的抗戰詩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改了一字，“拼命”改為“奉命”，有意曲解胡適原意，譏諷他是為蔣介石奉命、為國民黨賣命的“卒子”。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寫了《斥帝國主義臣仆兼及胡適》。3月1日，在香港《光明報》發表《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5月14日，又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三無主義〉疏證》的評論，攻擊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
但郭沫若才華橫溢，例如學界推崇他在甲骨文領域的研究成果，是王國維之后的佼佼者。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分人文、數理和生物三組，遴選首屆81名院士。人文組的遴選由胡適和傅斯年各擬一個名單，胡適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人選有15人，都提名郭沫若，英雄所見略同，亦可顯二人胸懷。據夏鼐日記，中央研究院開會討論時，會議主席朱家驊、薩本棟、吳有訓等不支持，胡適等人力挺，堅持學術水準，拋棄政治偏見，郭沫若順利通過票決，當選首屆院士。
胡適還堅守著一條清晰底線：不論政治立場，愛護善待學生。清史專家戴逸北大求學時成績優異，胡適賞識，曾邀其來胡府做客，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當局逮捕，胡適馬上寫信救援，戴逸在法院只待了三小時就安全獲釋。北大學生千家駒思想左傾，胡適為他介紹工作，推薦到北大兼課，還為他證婚。
兩岸“公敵” 晚年凄涼
信息
胡適:四十自述 作者簡介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891 年12 月17 日生于上海，是20 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
胡適童年在家鄉接受私塾教育，14 歲到上海求學，開始接觸新思想。20 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赴美留學生，進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后改讀文科，25 歲時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哲學家杜威，受其“實驗主義”哲學影響頗深。1917 年，27 歲的胡適回國，受聘于國立北京大學，成為文科教授。同年，他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后歷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要職。1962年2 月24 日，胡適因心臟病猝發逝世于臺灣，享年72 歲。胡適去世時，蔣介石寫挽聯，評價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胡適的一生璀璨斑斕，曾與眾多成就巨大的人物互相唱和：胡適雖然說過“不喜歡搞政治”，但他的一生都與政治密切相關，在臺灣多年身處官場，還參加過總統競選；胡適一生著述頗豐，在文、史、哲、教育及社會活動方面都有巨大建樹；他在任駐美大使時，與美國羅斯福總統、美國的國務卿及其司長、各國駐美使節都有交往。
以胡適的成就、影響力及對近現代中國之貢獻，說他是拉開現代中國文明與進步、民主、自由幕布的先哲并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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