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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6180631
- 條形碼:9787516180631 ; 978-7-5161-8063-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本書特色
本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家執筆,從理論到政策以及具體問題的對策措施等方面,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是國家發展與戰略叢書·人大國發院智庫叢書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以下稱“國發院”)以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為指導,以“四個全面”戰略為研究框架,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特色研 究領域,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整合優質智庫智力資源,打造獨立、非營利實體研究機構。作為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國發院堅守“國家戰略、全球視野、決策咨詢、輿論引導”的目標,國發院聚焦“經濟治理與經濟發展”、“政治治理與法治建設”、“社會治理與社會創新”三大核心研究領域,著眼于思想創新和全球未來,致力于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與社會進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內容簡介
本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家執筆,從理論到政策以及具體問題的對策措施等方面,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是國家發展與戰略叢書·人大國發院智庫叢書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以下稱“國發院”)以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為指導,以“四個全面”戰略為研究框架,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特色研 究領域,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整合優質智庫智力資源,打造獨立、非營利實體研究機構。作為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國發院堅守“國家戰略、全球視野、決策咨詢、輿論引導”的目標,國發院聚焦“經濟治理與經濟發展”、“政治治理與法治建設”、“社會治理與社會創新”三大核心研究領域,著眼于思想創新和全球未來,致力于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與社會進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目錄
四 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改革(58)
第三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原則、重點方面及政策著力點(66)
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66)
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方面(74)
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著力點(86)
下篇 問題與對策
第四章 當前“去產能”戰役可能面臨的困局、風險及對策(93)
一 當前“去產能”工作可能遭遇的困局(94)
二 當前“去產能”工作推進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99)
三 當前“去產能”需要重點把握的幾對平衡關系(105)
四 對策措施(110)
第五章 房地產庫存的結構性特征及對策(116)一 房地產市場現狀(117)上篇 理論與方案 **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認識上容易產生的誤區及其理論根源 (3) 一 常見誤區的表現 (4) 二 誤區的理論根源 (18) 第二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 (40) 一 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起點 (41) 二 矛盾主次方面的相互轉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要求 (47) 三 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是供給側的重要結點 (55)四 解決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改革 (58) 第三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原則、重點方面及政策著力點 (66) 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 (66) 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方面 (74) 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著力點 (86) 下篇 問題與對策 第四章 當前“去產能”戰役可能面臨的困局、風險及對策 (93) 一 當前“去產能”工作可能遭遇的困局 (94) 二 當前“去產能”工作推進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風險 (99) 三 當前“去產能”需要重點把握的幾對平衡關系 (105) 四 對策措施 (110) 第五章 房地產庫存的結構性特征及對策 (116) 一 房地產市場現狀 (117) 二 當前房地產庫存的本質是結構性問題 (126) 三 結構性庫存下的有關政策思考 (129) 第六章 中國企業“高杠桿”的表現、成因與對策 (133) 一 企業高杠桿的表現 (134) 二 企業高杠桿的成因 (137) 三 對策建議 (149) 第七章 中國實體經濟中“高成本”的成因及對策 (155) 一 當前中國“高成本”的突出表現 (156) 二 當前中國企業“高成本”的成因 (165) 三 對策建議 (173) 第八章 中國制造業“補短板”的核心在于激發創新活力 (179) 一 中國制造業短板的突出表現 (180) 二 當前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制約性因素 (182) 三 對策思路 (190) 參考文獻 (197) 信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相關資料
當前社會上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都存在許多認識上的誤區。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就是一種在實踐層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錯誤認識。這種認識,無論在理論界,還是政策制定者當中都有比較廣泛的市場。
其實,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過程如影相隨,它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后我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方面因素,造成了以產業結構為代表的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所以,近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正因為如此,有種觀點就認為: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等同于過去的調結構,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新說法,甚至是一種更加晦澀難懂的說法而已。
顯然,這種看法滯后于實踐,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簡單化、片面化理解,它沒有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社會在新常態下的新要求,是一場改革,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結構調整。當前社會上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面,都存在許多認識上的誤區。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就是一種在實踐層面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錯誤認識。這種認識,無論在理論界,還是政策制定者當中都有比較廣泛的市場。
其實,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過程如影相隨,它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后我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多方面因素,造成了以產業結構為代表的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所以,近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正因為如此,有種觀點就認為:當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等同于過去的調結構,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新說法,甚至是一種更加晦澀難懂的說法而已。
顯然,這種看法滯后于實踐,是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簡單化、片面化理解,它沒有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社會在新常態下的新要求,是一場改革,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結構調整。
第一: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更多的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理論上來說,它并不涉及到在保持一定生產關系根本性質不變的前提下,生產關系的部分質變問題。從最近十多年強調的調結構的實踐來看,這種調結構更多的往往是就需求結構、供給結構本身而言的,主要通過需求管理政策來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從而達到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重點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管同樣強調結構調整,但其意義卻與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有著本質的區別。它不僅在結構調整的內容、范圍等方面要廣泛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在保持一定生產關系根本性質不變的前提下,生產關系的部分質變的問題。通過改革部分不適應新常態下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系,以達到結構調整的目的,因此,才將其定義為“結構性改革”。
第二: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更多是強調增量意義上的補充,其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從量的角度給實體經濟補短板,所以,那是以產量為導向下的結構調整,目標是彌補瓶頸,目的是提升供給總量。在
經濟快速增長期,運輸、能源等行業就容易成為瓶頸,從而限制了產量的提升,推升了通貨膨脹。在這種環境下的調結構是為了彌補這些缺口,從而更快地提升產量。但隨著經濟社會步入新常態,面對經濟增長放緩,環境承載能力下降,對經濟發展的要求就已經不僅僅是提升產量的問題,而是在鋼鐵、水泥等行業出現了趨勢性的拐點,從瓶頸的易發點變為了過剩的狀況下,如何化解產能,促進資源向新興行業的轉移。尤其是在生態環境壓力下,能源行業就更加不僅是量的提升,而是需要進行結構調整,提升清潔能源和新能源的占比。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煤炭等傳統能源行業也會出現趨勢性的過剩。因此,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產能,而去產能的這些行業正是以往的瓶頸行業。這是新常態的要求下經濟發展導致的拐點性的變化,也就決定了應對這種拐點性變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以往的調結構在實踐上是截然不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的是強調存量意義上的改革,那是以質量為導向下的結構調整,目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目的是改革供給模式,提升供給質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外兩個任務,補短板和降成本就充分體現了它的這個目的。在經濟總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量的累積就已經顯得沒有那么迫切了,而供給的效率、產品的競爭力等供給的質的問題卻成為事物本身的關鍵。當前我國經濟社會中面臨的許多結構性問題,都與供給的模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傳統的粗放式供給模式的副產品,因此,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而不是通過傳統意義上簡單的調結構來解決。
第三: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是在需求管理的環境下進行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通過需求端的改善來解決結構性問題,從調節總量平衡的角度來平抑供給與需求的矛盾,這也就成為很自然的調結構思維邏輯。在以往以量為導向的發展模式下,我國的需求以出口需求和投資需求為主,因此,在出口受阻的情況下,需要著力強調啟動國內消費需求,以及加大企業投資需求。但 是,從實踐來看,在國內消費受多方面因素制約難以有效提升的情況下,為了保持量的增長,只能是擴大企業的投資需求,這導致刺激總需求的結果是更加固化了出
口和投資,進一步強化了以量為導向的供給模式,加劇了總量供給與現實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其實,我國當前大量海外購買行為表明,國內消費并不是不足,而是產品品質跟不上人們的需求。因此,要調整的就應該是供給側,從供給側的改革入手,提升產品品質,拓展國內需求空間。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下的調結構,是要直接從供給端入手,通過創新等手段來改善生產中的要素投入,消除無效供給,解決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經濟中的其他結構性問題。因為從現實來看,當前經濟中的很多問題,其根源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只有從供給側的角度入手,改革以量為導向的傳統的粗放式供給模式,才能使得經濟中的諸多結構性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第四: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更多強調的是結構調整本身,主要是通過政府借助行政手段直接推動企業,企業按照政府制定的行業發展規劃進行投資的擴張或收縮,從而達到產業結構調整的目的。它的方式和手段,都帶有一定的計劃經濟的痕跡。當然,這種政府主導的調結構方式,在特定的時期和情況下,也在一定的范圍內達到了它想要達到的目的。但是,以往的這種調結構方式,借助于現行體制,往往會大幅度的放大它所希望的結果。由于地方政府響應中央號召而引發的一窩蜂上,導致調整過度。更有甚的是,因為有時候不符合市場規律,導致的結果是,局部行業出現越調產品越過剩,結構越調越扭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是改革,關注的是市場機制在結構調整中的作用。通過改革建立高效合理的體制機制,界定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釋放微觀主體的活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以市場力量倒逼企業進行結構調整,充分發揮市場在效率方面的優勢。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更多是制定市場規則,強調事中事后監管,通過簡政放權激發市場活力,提質增效,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傳統意義上的調結構有著本質的區別,它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結構調整,而是在新常態的生產力發展要求下,通過生產關系的改革,以存量調整,調節思路、調節方式的轉變,來達到解決經濟中結構性問題的目的。
(本文作者:郭杰 于澤)信息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 作者簡介
郭杰,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行為金融理論與中國資本市場,在《經濟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著名學術期刊發表過數十篇與所研究領域相關的論文,主持過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等宏觀經濟課題的研究。曾獲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等學術獎勵,以及北京市優秀教師、寶鋼教畜基金會優秀教師獎等社會榮譽。
于澤,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院長助理,西方經濟學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增長、貨幣理論與政策。2015年9月在中央黨校哲學社會科學骨干班學習。曾獲得北京市第七屆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二等獎。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20余篇,專著1部。
張杰,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產業經濟學、創新經濟學以及對外貿易與中國經濟發展。近年來,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經濟學(季刊)》、《中國工業經濟》、《金融研究》等國內著名期刊上發表100多篇學術文章。曾獲得兩項省部級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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