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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8102672
- 條形碼：9787218102672 ; 978-7-218-10267-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本書特色
穿越古今，揭示古代王朝地理內在源頭
透視山川，探尋華夏地域空間文化暗碼
北大教授、著名歷史地理學者唐曉峰厚積薄發之作
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內容簡介
《當代學人精品：唐曉峰卷》收入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歷史地理學精品文章三十二篇，從全書分為“地理學與人文關懷”“城市與歷史地理探索”“歷史地理評論與隨筆”三部分，作者視野開闊，注重文獻典籍與田野考察相結合，兼具西方地理學理論和實證思維，集中體現了作者近二十年來從人文空間角度對人文歷史地理理論、先秦城市地理和秦漢歷史地理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
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目錄
序言
地理學與人文關懷
地理學與“人文關懷”
人文地理學中的人地關系研究的幾個問題——一份歷史回顧
文化轉向與地理學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記華人地理學家段義孚
“天涯共此時”
附錄：大衛•哈維——當代人文地理學家中的思想者
地理學的兩個世界
文化地理學中的“超機體”觀念
中國近代地理學的“身世”
城市與歷史地理探索
原始社會聚落內部分化與文明起源
中國早期國家地域的形成問題
燕、薊分封與北京地區早期城市歷史地理
試論晉國的都城區位
魯城瑣記
長安：從君權空間到禮儀空間
王都與岳域：一個中國古代王朝邊疆都城的正統性問題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會意義
歷史地理評論與隨筆
社會歷史研究的地理學視角
“體國經野”——試述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
商代外服與“地方”權力
山脈與歷史
名分問題
讀一點兵家地理
毛澤東的革命地理
“反向格義”與中國地理學史研究
關于探索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徐霞客逝世370周年記
環境的起源
古希臘的數理地理學
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
哈維的城市空間
文化與過程——美國歷史地理學特色一瞥
美國地理學的三次向史學靠攏
歷史地理隨筆九則
自述學術小傳
地理學與人文關懷
地理學與“人文關懷”
人文地理學中的人地關系研究的幾個問題——一份歷史回顧
文化轉向與地理學
還地理學一份人情——記華人地理學家段義孚
“天涯共此時”
附錄：大衛•哈維——當代人文地理學家中的思想者
地理學的兩個世界
文化地理學中的“超機體”觀念
中國近代地理學的“身世”
城市與歷史地理探索
原始社會聚落內部分化與文明起源
中國早期國家地域的形成問題
燕、薊分封與北京地區早期城市歷史地理
試論晉國的都城區位
魯城瑣記
長安：從君權空間到禮儀空間
王都與岳域：一個中國古代王朝邊疆都城的正統性問題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會意義
歷史地理評論與隨筆
社會歷史研究的地理學視角
“體國經野”——試述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
商代外服與“地方”權力
山脈與歷史
名分問題
讀一點兵家地理
毛澤東的革命地理
“反向格義”與中國地理學史研究
關于探索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徐霞客逝世370周年記
環境的起源
古希臘的數理地理學
創造性的破壞：巴黎的現代性空間
哈維的城市空間
文化與過程——美國歷史地理學特色一瞥
美國地理學的三次向史學靠攏
歷史地理隨筆九則
自述學術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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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節選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會意義
公元16世紀50年代，北京城發生了一項巨大變化，其對城市的格局與城市社會的生活均影響深遠。這個變化就是北京外城的修建。
明永樂皇帝自南京遷都北京，永樂四年（1406）開始規劃建設這座新的都城，修宮殿，筑城垣。永樂五年（1407）分遣大臣到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征集木料為建筑用材。當時有23萬工匠、上百萬民夫以及大量兵士被投入宮殿建造工程。明北京城的營建，從永樂四年開始，到永樂十八年（1420）基本竣工，修建工程延續了15年之久。
建好的北京城略呈扁方形，周長“四十五里”，“城南一面長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近代實測為：南墻6690米，北墻6790米，東墻5330米，西墻4910米。
在規劃建設城市的同時，在南郊修建了天地壇，其始建于永樂四年，完工于永樂十八年。天地壇占地面積達273公頃，比紫禁城要大許多，反映了皇朝對于祭祀天地活動的尊崇。南郊天地壇的建設，乃仿照南京，遵洪武合祀天地之制。天地壇分兩重壇墻，形成內壇、外壇。兩重壇墻的北部均為半圓形，南部則為方形。天壇內的一些建筑，平面布局也是上圓下方。古人信奉“天圓地方”，以圓形象征天，方形象征地。不過，根據中國傳統禮制，祭天應于南郊，祭地則應于北郊。于是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決定改遵古法，天地分祭，將原來的天地壇更名為圜丘（嘉靖十三年改稱天壇），專祭天，而在北郊安定門外另筑方澤壇（嘉靖十三年改稱地壇），專祭地，與南郊的祭天之壇遙相呼應。
在天地壇之西，同時建有山川壇，與天地壇相對稱。山川壇祭祀太歲、風、云、雷、雨、海、岳等神。天地壇與山川壇左右相對，其間所留空間恰恰北對都城的建筑中軸線，這顯然是有意的安排。后來修筑規劃外城，恰利用了兩壇對稱的格局，城市中軸線從正陽門延伸到永定門。
嘉靖九年，還在東郊建筑朝日壇，在西郊建筑夕月壇，以祭日、月。于是在北京城的四面配齊了祭祀天、地、山川、日、月的壇廟，使北京城具備了宇宙象征意義。
永樂修建的扁方形的北京城延續了133年（1420—1553），基本沒有大的變化。但城市生活本身在迅速發展，城內空間日顯不足。
嘉靖外城的修建
有明一代，北患不止，蒙古騎兵多次南下，甚至迫近北京城郊，威脅北京的安全。所以北京建成50多年后，即成化十年（1474），便有定西侯蔣琬上書：“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筑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已巳之變，敵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為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明史•蔣琬傳》。 蔣琬雖有遠見，但未獲朝準，直至約80年后這項建議才得以施行。
嘉靖（世宗朱厚熜）二十九年（1550）庚戌，俺答入寇，“虜大眾薄都城，分掠西川、黃村、沙河、大小榆河等處，畿甸大震。”此次俺答兵臨北京城下，飽掠京畿八日，史稱“庚戌之變”。這次“薄城”之危終于令明朝下定修建外城的決心。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請修筑北京外郭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兵部提出“筑關廂之城”“謂京師南三城關廂應筑外墻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樓五座。即以關廂居民計之，每家役一人，共可得萬人，百日可就。宜定于來春興工。”此項建議獲準，開始施工。但轉年二月，嘉靖皇帝以“以事體重大，且選將練兵，休息民力”為由，詔令停工。盡管三關廂居民愿自出財力，也仍未應允繼續興工。
直至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給事中朱伯辰進言：“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又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宜有以圍之。矧今邊報屢警，嚴天府以伐虜謀，誠不可不及時以為之圖者。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舊貫，增卑培薄，補缺續斷，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嘉靖皇帝*終同意“外城須四面修筑，以全王制”。
當時計劃“四周宜筑外城七十余里。”具體走向是，“自正陽門外東馬道口起，經天壇南墻外及李興、王金箔等園地，至蔭水庵墻東止，約計九里；轉北接神木廠、獐鹿房、小窯口等處，斜接土城舊廣僖門基址，約計一十八里；自廣僖門起，轉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門舊基，約計一十九里；自小西門起，經三虎橋村東馬家廟等處接土城舊基，包過彰義門至西南，直對新堡北墻止，約計一十五里；自西南舊土城轉東，由新堡及黑窯廠經神衹壇南墻外，至正陽門外西馬道口止，約計九里。大約南一面計一十八里，東一面計一十七里，北一面勢如倚屏，計一十八里，西一面計一十七里，周長共計七十余里。內有舊址堪因者，約二十二里；無舊址，應新筑者，約四十八里。……外城規制，臣等議得外城墻基應厚二丈，收頂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磚為腰墻。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為濠。正陽等九門之外，如舊彰義門、大通橋，各開門一座，共門十一座。”
按照這一方案修建的外城，將會使北京城呈現一個更大的圈層結構。不算皇城及紫禁城，北京城平面將是一個回字結構。只是，外城因就舊城基修建，走向并不規整。
但興工不久，嘉靖皇帝與閣臣嚴嵩等既慮工費浩大，又怕一兩年內難以完工，所以改變計劃，只修筑城南一面。嚴嵩等提議：“前此度地畫圖原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橫闊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今擬將見筑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尅期完報。”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成”。外城南垣長“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約合7854米；東垣長“一千八十五丈一尺”，約合3472米；西垣長“一千九十三丈二尺”，約合3498米。外城面積約為24平方公里。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構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輪廓。
外郭城“止筑一面”致使整個城市呈凸字形輪廓并不是本意，而只是權宜之策。當時的想法是，“俟財力裕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面之制。”只是這個四面筑城的設想，因種種原因，終明一代，并沒有實施。另外，從已修外城東、西城墻的位置來看，其與內城東、西城墻距離甚近，僅有1里來地，即使要繼續修建，恐不可能沿已有外城城墻向北延伸。所以待日后“財力裕時”“以成四面”的說法，可能只是個托詞。
明北京內外城的整合
外城的修建，直接的推動力是軍事防衛的緊迫需要，但從社會發展形勢來看，還有另外的意義。前引朱伯辰所言：“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又四方萬國商旅，貨賄所集，宜有以圍之。”這是修建外城的另一個動機。
在永樂初建北京城的時候，由于連年戰爭的影響，當時北京城內人口稀少，市井蕭條，以致不得不從江南以及山西大量遷移富戶來充實京師。北京附近的農村也是殘破不堪，田園荒蕪，而不得不從外地遷移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前來耕種，甚至將一些罪犯也發配到北京附近地區屯田開墾。在這樣的形勢下，北京城池的范圍無須建得很大。
由于城內蕭條，永樂初年，明朝在皇城門外、鐘鼓樓、東四牌樓、西四牌樓以及大城各城門附近，修建了幾千間民房和店房，規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貨”，叫做“廊房”。這些構成了明朝北京城居民區的基礎。
據研究，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洪武初年約為10萬，至正統時（1436—1449）增至96萬。可見，明朝初年北京城市空間尚無不足的問題，但隨著社會的穩定發展，人口繁衍，城市空間很快變得局促。況且城內屢有豪門強占土地的事情發生，如正德十一年（1516），西安門外（皇城外）積慶、鳴玉二坊民居被毀，并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時軍民房屋，多吞并于勢豪。這些情況均會造成限制不嚴、空間開敞的城外關廂的迅速擴展。兵部*初的建議，并沒有考慮四面筑城，而僅強調南面“居民繁夥”的三門關廂的防衛，正是這一發展的反映。
除前三門關廂之外，西南郊還有另一片居民區。從景泰年間（1450—1456）與蒙古瓦剌部的戰事記載來看，北京西南郊原金中都遺址一帶尚具土城與民居。例如：瓦剌也先挾所俘英宗至北京西南郊，邀明廷大臣出城迎接正統皇帝大駕，景泰帝疑其有詐，僅派職位不高的官員朝見太上皇于“土城”。這個“土城”應為金中都城垣故址。明軍于京城外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銃短槍。當地居民皆爬上屋頂墻頭，擲磚瓦擊敵。所謂“西南街巷”“屋頂墻頭”應為金中都街巷之殘存者。
這一地的居民，與迅速發展的關廂地帶，漸漸聯合為繁盛之區。在客觀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發育。北京南郊的如此狀況與北郊元代土城范圍的冷清形成反照，故新修外城時，重南而輕北。修外城也是南郊民望，所以有三關廂居民寧愿自出財力之說。
金中都自元代旁棄之后，并未完全湮滅為平地，在整個元朝，仍遺有南城，居民不絕。直到明嘉靖外城修筑，金中都之余緒才終于結束。
北京南郊比較發達的居民區，因外城的修筑，而被整合為正規的城區，并割坊管理。外城修建后7年（1560），張爵著《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其中所列的南城（或曰新城，即新筑外城）諸坊為：正東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紙坊。嚴整坊制的設立，是要“示天下肅也”，外城地帶從此成為京師的重要組成部分。
永樂時，曾仿照南京之制，在北京設立五城兵馬司。嘉靖筑外城后，調整改設南城兵馬司，署在宣南坊閻王廟街西，管轄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諸坊。城門是京師的重要守衛和管理部位，外城修建以后，京師內外城十六門均有“掌門官”“管事官”等“稽查出入”。坊制的建立，南城兵馬司的設立，完成了從管理制度上對外城地帶的整合。
外城街區以從內城前三門延伸出的三條大道為骨干，居民區和商業市場多分布在三條道路之間，范圍南抵天地、山川兩壇。在天地、山川兩壇東西附近地區，則多見水坑、池沼甚至小河塘，居民很少。顯然，外城的修筑亦有保衛兩壇之意，否則不致將大片無用洼地包容進來。將天地壇包入城區，不合禮制，當出于無奈。
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相關資料
人們常常感嘆當代缺乏大師，其實今天被稱為大師的前人在當時大多也還沒有被當作大師，真正的大師需要經歷科學、社會和時間的檢驗。我不敢說這些當代學人中誰最終能成為大師，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叢書的一些成果完全夠得上大師之作。——葛劍雄
大地域感是中國社會知識和社會實踐的基本特色，“地”的問題是理解中國古代文明的關鍵之一。——唐曉峰
唐曉峰卷-當代學人精品 作者簡介
唐曉峰，1948年生，遼寧海城人，1968年到內蒙古插隊，1972年就讀于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后到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師從侯仁之先生攻讀碩士研究生。后赴美國雪城大學地理系留學，獲博士學位。1995年起至今，在北大城市與環境學系（院）任教。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歷史地理、先秦歷史地理、地理學思想史、北京地區歷史地理等。
商品評論(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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