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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142319
- 條形碼：9787010142319 ; 978-7-01-014231-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共黨史研究 內容簡介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主管、中國延安干部學院主辦的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學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秉承“高點起步，突出特色，爭創一流”辦刊原則。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服務，為領導人才成長和發展服務，為干部教育培訓創新服務，為學院教學科研服務。主要欄目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建理論、國情研究、延安十三年史、干部教育培訓研究等。《中延院文庫·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論文匯萃：中共黨史研究》匯集了近年來出版的有關中共黨史研究的數十篇文章。
中共黨史研究 目錄
綜論
《共產黨宣言》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共產黨宣言)漢譯紀念版》序言
革命的符號：“蘇維埃”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百年翻譯與傳播
延安精神及其生成環境與條件的歷史考察
編譯局《共產黨宣言》漢譯本考
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黨史人物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中共黨史研究
鄧小平與大別山根據地的創建
從傳奇到真相：陳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報告糾正了共產國際對長征的認識
再談陳云與延安時期干部審查制度
陜北時期張聞天的重要歷史貢獻
習仲勛與照金蘇區
胡喬木與“八大”黨章的修改及黨章報告的起草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中共“二大”是黨的創建任務完成的界碑
新泉整訓與紅軍早期的黨和軍隊建設
再談遵義會議
——芻議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精神內涵芻議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成功的幾個重要因素
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評析
簡論1936年5月的大相寺會議
抗日戰爭時期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與發展的歷史經驗
試析皖南事變前后共產國際關于中共同國民黨關系的策略
中央蘇區時期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系
論思想革命意義上的延安整風運動
——紀念延安整風運動70周年
陜甘邊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
論黨在延安時期的學習運動及其歷史意義
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執政形象探析
中共紀念活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陜甘寧邊區基層參議會的制度建構與設計理念
1935年初西北根據地形成原因探析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共產黨宣言》譯本簡考
——紀念《共產黨宣言》全漢文譯本出版90周年
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初考
新中國成立后
《共產黨宣言》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共產黨宣言)漢譯紀念版》序言
革命的符號：“蘇維埃”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馬克思主義著作在中國的百年翻譯與傳播
延安精神及其生成環境與條件的歷史考察
編譯局《共產黨宣言》漢譯本考
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黨史人物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中共黨史研究
鄧小平與大別山根據地的創建
從傳奇到真相：陳云1935年在莫斯科的報告糾正了共產國際對長征的認識
再談陳云與延安時期干部審查制度
陜北時期張聞天的重要歷史貢獻
習仲勛與照金蘇區
胡喬木與“八大”黨章的修改及黨章報告的起草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中共“二大”是黨的創建任務完成的界碑
新泉整訓與紅軍早期的黨和軍隊建設
再談遵義會議
——芻議遵義會議精神
遵義會議精神內涵芻議
遵義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取得成功的幾個重要因素
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評析
簡論1936年5月的大相寺會議
抗日戰爭時期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建立與發展的歷史經驗
試析皖南事變前后共產國際關于中共同國民黨關系的策略
中央蘇區時期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系
論思想革命意義上的延安整風運動
——紀念延安整風運動70周年
陜甘邊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與現實啟示
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調查研究
論黨在延安時期的學習運動及其歷史意義
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執政形象探析
中共紀念活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陜甘寧邊區基層參議會的制度建構與設計理念
1935年初西北根據地形成原因探析
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共產黨宣言》譯本簡考
——紀念《共產黨宣言》全漢文譯本出版90周年
延安解放社版《列寧選集》初考
新中國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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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研究 節選
《中延院文庫·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論文匯萃：中共黨史研究》： 中共陜西省委還相繼派金理科、習仲勛、秦武山、高崗、黃子文、汪鋒、張秀山等一批干部到照金蘇區加強領導工作。他們到了照金后，加強了根據地的建設。主要有： 1.1933年3月8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在兔兒梁成立，金理科任書記，習仲勛任特委軍委書記。中共陜甘邊特委的成立，加強了根據地黨的領導和各級黨組織的建設。后來的史實證明，中共陜甘邊特委在帶領根據地軍民堅持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3月中旬在兔兒梁成立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李妙齋任總指揮，習仲勛任政治委員。總指揮部下轄照金、耀縣、旬邑、淳化、宜君等21支游擊隊。總指揮部對游擊隊進行整頓，提高了它們的軍政素質。各支游擊隊在配合紅二十六軍作戰，鞏固和擴大根據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游擊隊后來還編入紅二十六軍，成為主力紅軍的組成部分。 3.4月上旬，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照金成立，周冬至任主席，習仲勛任副主席兼黨團書記。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下設經濟委員、糧食委員、文化教育委員、內務委員、土地委員、肅反委員及赤衛軍總指揮部等人員和機構。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的中心任務是“開展游擊運動，擴大蘇區”。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頒布了各種法令，實行分土地、分糧食、分牛羊、戒煙、戒賭、放足等政策。陜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后，推動了根據地區、鄉、村革命委員會的建立。 4.修建薛家寨防御工程。早在1932年9月中旬，中共陜西省委就指示紅軍陜甘游擊隊：“邊區中的防御工程必須開始按照各處的險要地形動員當地廣大群眾起來，在紅軍的領導之下建筑工程”。并要求“搜集一切舊式的大炮火器配備在這些工程上面。”陜甘邊黨政機關和游擊隊總指揮部駐在薛家寨后，習仲勛發動群眾，對薛家寨進行改造，據險修筑各種防御工事，籌備物資糧食，并將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所、倉庫和關押土豪劣紳的臨時監獄都設在薛家寨。由于照金蘇區離敵人中心近，受敵威脅大，根據薛家寨險要的地形修筑的防御工程，使根據地指揮中心和后勤補給中心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在此后根據地面臨危局時，薛家寨工程還是起到了很大支撐作用。 杜衡不懂軍事，照金蘇區初創時期取得的一些軍事勝利，仍然是劉志丹指揮的結果。王世泰雖然是紅二團團長，但他軍事指揮依靠的還是劉志丹。王世泰在自己的回憶中曾說：“仗大多都是由志丹親自領導和指揮的。1933年2月2日金理科給中共陜西省委的報告也說明了這個事實。他在報告中說：“部隊里的領導，因為勵君對軍事不懂，團長對領導也沒有辦法，整個形成了志丹參謀長個人意見”。杜衡也承認自己“在軍事上完全不懂得”。照金蘇區初具規模，杜衡即頭腦發熱，不顧紅二十六軍實力有限，命令攻打和紅軍有統戰關系的廟灣夏玉山（夏老么）民團，結果戰斗失利。 中共陜西省委接到杜衡關于廟灣戰斗失利的報告后，于2月3日給紅二十六軍發出指示信，認為“今天紅二十六軍本身還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弱點，還不是有根據地堅大強固的與南方紅軍所能比擬的，因此它還不能與敵人做對壘戰，主要的應當采用游擊戰術。”批評紅二十六軍攻打廟灣是“軍事冒險”。并認為“二十六軍今天還不應當用‘撐架子’的辦法，勉強按紅軍條例編制，也不是編成一個大游擊隊，因為支隊過度的擴大起來，不易迅速移動，糧秣供給困難，移動難于隱蔽，容易使敵人識破其企圖，也就不容易完成其游擊任務”。“應當將現在紅二十六軍里面久經戰斗政治上非常堅定的戰斗員分別與當地斗爭中的群眾編成小游擊隊，這才能更發揮地方游擊運動的作用。”指示信還強調：“我們這里的意見不是取消紅二十六軍（二十六軍的名義固然要保持），相反的，這正是積極開展游擊運動中來鞏固和擴大紅二十六軍，并且也只有這樣才能極廣泛開展當地群眾的斗爭，摧殘鄉村中的反動政權，創造許多新的蘇區，粉碎敵人對我們的‘圍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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