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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吳地小說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310046386
- 條形碼:9787310046386 ; 978-7-310-04638-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晚清吳地小說研究 本書特色
晚清小說的研究無法回避上海,但僅僅討論上海亦無法清晰地認識晚清小說的轉型過程。如果我們不孤立地看晚清上海,而是將其放入它所在的吳地中動態地分析,那么我們無法忽視晚明出現過的另一個小說中心——蘇州,而在晚清,蘇州的衰落與上海的崛起又幾乎同步。因此,吳地先后出現的這兩個小說中心不是一個簡單的競爭、興替的過程,而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一種特殊的遞嬗、移位。 以蘇州與上海輻射整個吳地,既能歷時性地揭示出吳地小說的文學發展脈絡,又能共時性地反映吳地小說現代轉型的不同程度,從而為地域社會文化研究與晚清小說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視角。張袁月著的《晚清吳地小說研究》將以晚清小說史為背景,以蘇州——上海這對“雙城”的比較為切口,以地域文化的變遷為參照,以期對晚清吳地小說的嬗變軌跡及文化意蘊做出客觀、全面的闡釋與評價。
晚清吳地小說研究 內容簡介
《靈隱文叢:晚清吳地小說研究》除緒論和余論外,共分六章,對吳地小說的特點及變化進行了深入的闡述研究。《靈隱文叢:晚清吳地小說研究》是一本研究以晚清小說史為背景,以蘇州-上海這對“雙城”的比較為切入點,以地域文化的變遷為參照,對晚清吳地小說的嬗變軌跡及文化意蘊進行深入探討的學術著作。
晚清吳地小說研究 目錄
一、研究緣起與學術意義
二、研究對象及概念界定
三、研究現狀與創新價值
四、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章 吳地小說中心移位的地域背景
**節 吳地小說繁榮的地域因素
一、發達的商品經濟
二、悠久的重商傳統
三、深厚的文化積淀
四、精致的品位追求
第二節 吳地兩大小說中心之映像
一、經濟基礎
二、文化氛圍
三、出版市場
第三節 晚清吳地小說中心的移位
一、蘇州對上海經濟崛起的助成
二、蘇州對上海文化氛圍的改變
三、蘇州對上海人才資源的輸出
四、蘇州對上海出版優勢的轉移
第二章 晚清吳地小說敘事重心的轉移
**節 從揚州小說、蘇州小說到上海小說
一、揚州繁華與揚州小說的興盛
二、蘇州繁華與蘇州小說的繁榮
三、上海繁華與上海小說的崛起
第二節 從《風月夢》、《青樓夢》到《海上繁華夢》
一、《風月夢》與揚州傳統
二、《青樓夢》與蘇州傳統
三、《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華夢》與上海傳統
第三節 從“上海”小說到“海上”小說
一、城內城外的地位轉換
二、城內城外的路政比較
三、城內城外的照明比較
第四節 從晚清吳地小說到海派小說
一、“文字地圖”承載的地域傳統
二、地名包含的地域文化信息
三、吳地小說地域特色的新變
第三章 “鄉下人進城”——新敘事主題的形成
**節 “鄉下人進城”在晚清的新主題
一、“鄉下人進城”敘事的演變
二、主題概括:海上·繁華·夢
第二節 “吳地追夢族”與新的敘事內容
一、都市冒險與體驗
二、都市誘惑與罪惡
三、心靈迷失與回歸
第三節 “鄉村一城市”二元敘事的形成
一、城市對鄉村的俯視視角
二、難以治愈的“都市病”
三、城市對鄉村的向往態度
第四章 吳地地域傳統在晚清的分化
**節 蘇州與上海地域景觀的比較
一、蘇州的地域景觀
……
第五章 吳地地域傳統與現代的撞擊
第六章 地域與時代的共謀——以王韜、包天笑為例
附錄
后記
晚清吳地小說研究 節選
《靈隱文叢:晚清吳地小說研究》: (三)銷售方式更多元 在銷售策略上,晚清書局報館更是挖空心思,各種促銷手段層出不窮。比如,像晚明蘇州書坊一樣借助名人效應來宣傳。當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風靡全國后,商務印書館就將林譯小說作為品牌推出,光緒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九《時報》刊登的“商務印書館新出各種小說”廣告就將“林琴南先生譯本”中的“林琴南先生”用大字排出,引入注目。除了打名人牌,晚清上海書局報館也打價格牌。翻檢飛鴻閣、緯文閣、十萬卷樓、申昌書局的發兌書目,“價目格外克己”均被赫然列出。如果說晚明書坊的促銷主要還是靠宣傳小說本身的優點來吸引讀者,晚清上海書局報館則運用了更多商業運作手段,如累積消費,按級贈禮,購書越多,贈禮價值越高;在空閑的春節和學生暑假時推出季節性削價;購書摸彩,購書達一定數額即可獲抽彩票;發送折價券,在書局開張或周年紀念等值得特別慶祝的日子給予讀者購書折扣等。② 發行方面,晚清上海書局報館也運用多種方式擴大發行渠道。開設分埠的聯合經營方式在晚明只是偶一為之,在晚清卻非常普遍。同文書局《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書畫圖帖》廣告說:“本局開設上海虹口,分設二馬路橫街、京都琉璃廠、四川成都府、重慶府、廣東雙門底,其余金陵、浙江、福建、江西、廣西、湖南、湖北、云南、貴州、陜西、河南、山東、山西各省均有分局發兌。”③可見書局的發行網絡已經遍布全國,方便了當地讀者就近購買,也極大地促進了書局的書籍銷售。商務印書館在設立分館的基礎上,又通過委托其他書局代售的方式,增加銷售額。光緒三十二年(1906)商務印書館開列的書籍分售處名錄已達到15個省153處,甚至把銷售的觸角伸向海外,在美國和日本都設立了分售處。而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商務印書館在《東方雜志》第4卷第1期上所登出的分售處名錄更多達230余處(含10家商務印書館分館),這樣空前龐大的銷售網絡,其銷售業績肯定是相當驚人的。對于銷售網絡還未延伸的區域,晚清上海書局也不會放棄當地的市場,告知讀者可以通過遠埠郵購的方式來獲得所需書籍。 此外,還有預約訂購、分期付款、同業批發等形式,僅以《時報》上登載的廣告為例,就有《小說七日報》“**期送閱,不取分文”的試閱形式、廣智書局“凡購本局出版書籍一元者奉送小說一冊,購兩元者送兩冊……限滿即不奉送”的贈書形式、《時事報》“發售預約券,每部收回成本兩元八角……未購此項預約券者將來每部須洋五元”的預訂形式等①,極大地調動了讀者“欲購從速”的積極性,也減輕了書局的資金壓力,從而促進了上海出版市場的欣欣向榮。 從上面晚明蘇州與晚清上海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二者在經濟、文化、出版方面的優勢使它們能夠在文學上也占據領先位置。但是,蘇州的經濟、文化、出版都是內向型的。顧頡剛早已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蘇州的癥候:優越的經濟文化環境促進了蘇州的發展,但也使蘇州人太注重享受,“以至只能守著老家,不能向外發展”,“這實是數千年歷史積累而成,也是農業社會中高度文化的必然結果。”②而封建性的舊體制對于開放性外貿的限制,更使蘇州的經濟文化優勢“僅僅表現為跨地區的內貿活躍和思維的精乖巧思(即俗話所說'精于計算'),帝國內斂和特權化的社會品格框定了它發展的有限性。”③上海則相反,它的經濟則一開始就依靠對外貿易,文化更多的是吸納移民文化與西方文化,出版方面也由新式出版起步,是一種外向型的發展模式。因此,蘇州衰落與上海崛起的根本原因也在這里:蘇州的文化“是享受的文化而不是服務的文化,所以極不適合于這生存競爭的劇烈年代。”④而劇變的時代對改革與開放的上海卻恰好是個機遇,它也由此在經濟文化各方面獲取了持續的生命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吳地小說的再度繁榮自然由上海來創造,小說現代性轉換的歷史使命也由上海來承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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