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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旋律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0680864
- 條形碼:9787500680864 ; 978-7-5006-8086-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國旋律 本書特色
《大國旋律》由上海一位社科學者主編。書中涵納近年來知名度頗高的五位中央級智囊人物的訪談錄。包括中國「和平崛起」論的倡導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吉、以「皇甫平」而名揚天下的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俞新天,軍事作戰理論專家、國防大學戰役教研部教授孟憲生。五位學者分別從「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成為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民主政治發展、理論創新與中華民族復興以及中國國防戰略安全等幾大話題領域入手,剖析中國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和發展方向。
大國旋律 內容簡介
鄭必堅,劉吉,周瑞金,俞新天,孟憲生對于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思考。
囊括鄭必堅、「皇甫平」等五位重量級中央智囊的新著《大國旋律》日前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書中披露五位智囊人物就中國戰略決策、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等諸多重大問題的深度思考,以及決策高層的互動。該書期望為中國的理論創新提供積極參考。
以永遠燃燒的激情開拓創新(代前言)
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中外歷史的發展表明,沒有觀念的創新和理論的先導,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人類就不會有發展。在當代,改革創新也是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的核心。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是馬克思主義*重要的理論品質。這種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15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蓬勃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160年以前,《共產黨宣言》問世。盡管德文原版只有23頁,但它卻是人類歷***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它像一道閃電撕破了歐洲上空的濃重夜幕。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從此在全球游蕩。它是一種勢力、一種思想、一種希望、一種力量,令世界震撼,使人類清醒。古往今來,還沒有一種思想像它那樣,使人類社會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也沒有一種思想像它那樣,**次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的規律。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強調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所說的“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就是指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認真分析國內外形勢,正確把握時代經濟和社會客觀發展規律,做出新的理論認識和理論概括,為實踐提出新的理論指導。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理論創新的過程。
在中國,理論創新就是要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鄧小平也說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
建黨86年來,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從血泊中站起來,從廢墟中走出來,從失誤中醒過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完全是依靠正確理論的指引和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進行理論創新的革命政黨,并且通過理論創新,不斷獲取新的生命,不斷豐富、完善和發展自己,不斷把新中國引向繁榮和富強。
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前所未有,面對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既有許多有利條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在這個時候,更加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以永遠燃燒的激情開拓創新。
當前,在理論創新問題上,我們既要反對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又要反對教條主義地照搬照套西方理論。就目前情況來看,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因為,在現實的理論研究中,確實存在過于迷信、盲目崇拜西方學術觀點的問題,確實存在照搬照套西方理念來解釋、認識甚至指導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有的人望文生義,張口就來,言必稱西方。對于西方理論,他們至多略知一二,卻不求甚解,更無意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國的具體情況,既沒有搞清“是什么”,又不想在“為什么”上下功夫,反正認定國外行得通的事情在中國也一定能夠行得通。他們甚至帶著框框,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
既然我們的黨,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就曾吃過本本主義的虧,就曾因為簡單地、機械地、僵化地、形而上學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地生搬硬套前蘇聯模式而給中國革命和建設造成一系列災難性的后果;那么,我們就再不應該重蹈歷史的覆轍。 在中國,理論創新就是要有大無畏的勇氣。古往今來,從來就不曾有過一種創新理論在其萌發之初就被蕓蕓眾生普遍看好、一致認同。這不僅是因為創造性思想只能憑借蘊涵于其中的非創造性成分才能被人理解,而且還因為創造性思想在達到自我成熟、自我完善之前必先經過砥礪、針砭。所以那些創造性思想**不是也不可能是剛一噴薄、破土就已顯得超凡脫俗、美不勝收。因此,創新理論的產生并在實踐中的初步運用不可能一帆風順。它那弱小的生命隨時都可能被來自各個方向的反對勢力所扼殺。在這個時候,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執著性就顯得十分重要。在這里,絲毫的猶豫、絲毫的動搖都意味著前功盡棄。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每一次理論創新都是給“逼”出來的。這一種“逼”,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勢來看,都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處于“山窮水復疑無路”的境地,而又沒有別的現成經驗可以“拿來”就用。這一種“逼”,是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大壓力。正是這樣一種尋常絕難承受的巨大壓力激發了中國共產黨人偏向懸崖攀絕峰的意志、勇氣和智慧,中國共產黨人方才峰回路轉,絕處逢生,成功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全新境界。
歷史已經證明并且還將繼續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各族人民,從來就不是陳腐理論的奴隸,也從來不會被任何裝腔作勢的理論權威所嚇倒。我們有足夠的勇氣、足夠的智慧和足夠的能力。沒有這樣一種勇氣,沒有這樣一種智慧,沒有這樣一種能力,沒有這樣一種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精神狀態,什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和平發展道路,根本談不上!
當然,理論創新并不就等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顛覆傳統,什么都反著來。恰恰相反,理論創新就是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沒有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沒有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也就沒有今天中國從一個在世界體系外的革命性角色,轉變成為在世界體系內追求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參與性和建設性角色,也就不能如喬舒亞·庫珀·雷默——《北京共識》的作者——所說,在“外國的觀念、資金和創意”的“沖擊”下,“精神振奮的農民不斷地流向城市,一座座廠房在荒僻之地破土而出,企業家們如泉涌般釋放著久被壓抑的資本活力”,以至“面向一個正在全球化的和平世界敞開自己的國門,從而找到實現經濟復興之夢的一條捷徑”。
在中國,理論創新還意味著學術民主的弘揚。鄧小平說過:“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我們希望各級黨委和每個黨支部,都來鼓勵、支持黨員和群眾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都來做促進群眾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工作。”提倡學術民主,就必須要有在國家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爭鳴和辯論。有爭鳴要比沒有爭鳴好。有辯論要比沒有辯論好。多個聲音要比一個聲音好。至少可以想說就說,實話實說。至少可以兼聽則明,集思廣益。有利于少走彎路,少走錯路。寬松的學術氛圍是理論創新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要想在有效防止教條主義地對待西方學術理論的同時有效防止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得有一個環境,一個機制,一套程序,保證一定程度上的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沒有了這一觀點與那一觀點的碰撞,沒有了這一意見與那一意見的交鋒,也就沒有了這一立場與那一立場的比對與接近。理論的自主創新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是個體行為。眾人拾柴火焰高。只有健全的機制,保證了多個群體的不斷交流、探討、切磋、砥礪、磨合、實驗、總結、反饋,才能逐步完成一個理論的創新。也只有這樣形成的創新理論才能經受得起實踐的檢驗,才能有利于我們事業的健康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堅持認為,沒有爭論,就沒有共識。事關路線,事關大局,該爭的還是得爭,該論的依然得論。
那么,這是不是違背了鄧小平“不搞爭論”的觀點呢?鄧小平確實說過:“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但鄧小平同樣說過:“目前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復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如果把這兩段話加以完整的理解,就不難發現,鄧小平反對的是決策后的無休止爭論,并不反對甚至還很支持決策前的探討和論證,因為決策后的無休止爭論必將導致無所適從,什么事也干不成,而決策前的探討和論證卻是將“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爭回來了,把“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爭回來了,把“正確的政治路線”爭回來了,把“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爭回來了。
從“兩個凡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爭,到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與“非特色”之爭,再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再到中國發展的“科學”與“非科學”之爭和中國崛起的“和平”與“非和平”之爭,每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人都已做出并將繼續做出自己的回答。然而,這并不就決定了我們每一人的回答具有涇渭分明的排他性。
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之爭是不搞“一言堂”的。
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之爭是寬容的。
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之爭是非情緒化的。
無論誰想使自己的判斷令人信服,表述時都應該冷靜和不帶偏見。
現在,就讓我們來冷靜地對待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理論吧j胡錦濤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們:“理論創新必須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前提,否則就會迷失方向,就會走上歧途,而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以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為條件,否則馬克思主義就會喪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堅持下去;*廣大人民改造世界、創造幸福生活的偉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動力和源泉,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實踐,理論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就不能對人民群眾產生感召力、對實踐發揮指導作用。”胡錦濤的提醒言簡意賅、語重心長。有這樣的提醒和沒有這樣的提醒是完全不一樣的。只有有了這樣的提醒,我們才能對于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推進理論創新”有一個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結晶就是開辟、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按照鄭必堅等人的界定,也就是中國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作為我們國家發展的戰略道路,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在中共十六大以后科學總結和繼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開創、建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精辟分析和把握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重大戰略機遇,針對國際輿論中此起彼伏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而鄭重提出的。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就曾這樣說道:“中國將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中國政府和人民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
然而,由于西方政治家與國際問題評論家眼中的“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崛起為超級大國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所以創新在和平發展進程中還就更多具有創世紀的“世界歷史意義”。這正像時殷弘在《中國和平崛起的若干根本條件和重要“平臺”》中所說:“為了中國的和平崛起,首先要考慮我們怎么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中實現非常重大的創新。具體來說,如果我們能夠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基本社會公正的全面小康社會,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制制度,甚至逐漸形成民主法制傳統,那就是我們在成為偉大強國過程中必需的基本創新。”從外部環境看,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有那么多強鄰,那么多一旦不謹慎處理關系就會變得很頭疼的大小鄰居。中國如果要和平發展,就必須處理好這些關系。如果像中國這樣面對很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的大國能夠做到這一點,從而同全面改進和發展中國的軍事力量一起,長期和平地維持和加強中國的基本安全,那就是實現了另一項重大的歷史創新。
顯然,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學術研究反倒是“相對滯后”。既然“世界上還沒有一種現成的理論,可以解釋中國為什么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那么,“責無旁貸”的中國學者為什么就不“應當做出新的解釋”呢?我們的學術界為什么就不能通過客觀、公允的研討和充分說理的論證,“回應時代變化的挑戰,積極創新,對于威脅、沖突和挑戰提出更富前瞻性的理論、學說和觀點,為中國對外戰略和政策提供智力支撐”呢?
還是羅援、王桂芳等中國學者的意見有道理:“我們應該看到,作為一個不斷發展壯大的大國,中國在現階段必須要有一個新的國家角色定位。對于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關切和擔憂不應回避,而應做正面、理性和積極的回應。中國需要告訴世界,中國特有的文化、思想和行為方式決定了中國的崛起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當然,國際社會真正認識中國,很大程度上要通過中國的行動和能力,而不單純依據政策方略。反之,假使在政策上不做宣示,不僅一般國家對中國的發展方向心存疑慮,而且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依然會從行動層面來解析‘中國威脅’。沒有一個國家為了別人的反應而規避自己的戰略目標,尤其在目前這樣一個透明的信息社會。如果某些國家對中國的崛起無端猜忌,橫加指責,中國只能姑妄聽之,繼續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是馬克思的遺訓。
我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恪守一脈相承、開拓創新的“治黨治國之道”,以*廣大人民的實踐為理論創新的源泉,以實現*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理論創新的目的,以永遠燃燒的激情和對人民的無限深情,對待我們的事業、我們的祖國、我們的偉大民族和人民;只要我們堅持把繼承傳統同改革創新結合起來,把立足中國同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積極建設和諧中國同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結合起來;那么,一個中國,一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就能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不斷弘揚中華文明的新光彩,努力塑造中華民族的新形象,從而推動一個和諧而又具有充沛活力的、愛好和平、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的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大國旋律 目錄
“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是一回事
博鰲是一個很好的場合
一個乘法一個除法
這件事足夠我們若干代中國人很忙很忙的了
中國特色的內涵就是兩個超越
超越老式工業化道路
超越冷戰思維
“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是一回事
以和平回答威脅,以崛起回答崩潰
在中國發展道路問題上贏得話語權
雙重挑戰,雙重機遇
國際大局和國內大局
“堅定”這兩個字是鄧小平特別強調加上的
中央操心這個事
沒有這個國家主權和安全就沒有和平崛起
我們應當歡迎它
促進21世紀世界經濟走向繁榮的火車頭
中國的“和平發展”是全人類的正義事業
“宏觀調控”千萬不要走到新一輪低谷
中國再也經不起“付學費”的折騰了
現在中國社會存在三方面問題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是我們這代人唯一正確的選擇
農民進城務工是了不起的成就
共產黨不搞現代化,執政基礎就會動搖
鄧小平理所當然是光輝的第二代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沒有共建,也就沒有共享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誕生大量社會主義因素
搞平均主義,發展就上不去
歸根到底是擴大中等收入階層
速度太慢不是社會主義
科學發展觀是鄧小平發展觀的直接傳承
全球化是“雙刃劍”
人類正在進行科業革命
明確民主目標,給出歷史承諾
努力構建“人人有飯吃,大家要說話”的和諧社會
中華民族的振興經過了三個28年
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起點就是鄧小平理論
和諧社會就是“人人有飯吃,大家要說話”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矛盾和新問題
正確看待貧富差距拉大問題
關鍵還是在公共品上面
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辯證分析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鄧小平的精神遺產和科學預見
三大創新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
理論創新與中華民族復興
創新會有風險,創新才有成果
真正讓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的還是改革開放
一定要講文化現代化
重建核心價值體系是當務之急
中國對外戰略必須同時注重硬實力和軟實力
正確認識中國處于弱勢文化的現實
變擔憂“西化”為積極“化西”
中國也不能沒有日本
和諧價值觀是中華文明給世界的饋贈
當今世界出現文化融合新趨勢
附錄:大國不互相為敵,是和平與發展的重要保證
以整體戰略思維尋求未來發展的主動地位
整體戰略思維提出的現實意義
對西方非傳統安全理論的評析與“整體安全”概念的提出
政治安全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的思維方法
經濟安全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的思維方法
文化安全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的思維方法
軍事安全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的思維方法
駁斥“強權和平論”及現存和平方式的維護利用
建立適應未來安全需要和未來戰爭要求的人民軍隊
以整體戰略的思維創新人民戰爭思想
外交上縱橫捭闔及中美兩國尋求和平競爭的思維方法
以整體戰略指導贏得未來和平發展
結束語
后記
大國旋律 作者簡介
葉孝慎,上海知名作家。電視系列專題片、文獻紀錄片策劃、編導、撰稿人,上海浦東新區政協委員。 學習與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安全教育館顧問。 上海圖書公司《博古》叢刊執行主編。 代表作有《上海:1921》、《風雨歷程——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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