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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文集-(全三冊)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1715562
- 條形碼:9787511715562 ; 978-7-5117-1556-2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吳敬璉文集-(全三冊) 本書特色
《吳敬璉文集》收錄了吳敬璉先生1980—2012年*具代表性的文章,160多萬字。這些文章共分8個專題:(1)綜論改革和發展;(2)改革的整體推進戰略和方案設計;(3)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4)經濟發展方式轉變;(5)宏觀經濟態勢和政策研究;(6)維護社會公正,抗擊權貴資本主義;(7)法治、民主與公民社會建設;(8)經濟學與中國改革。每個專題按照寫作時間先后順序進行排列。這8個專題,不僅涵蓋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主要方面,而且對經濟改革為什么以及怎樣與政治改革、公民社會建設協同推進有深入的闡述。其中相當一部分論述,已經成為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獻。
吳敬璉文集-(全三冊) 內容簡介
《華爾街日報》講,如果說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永遠值得聽取的話,那就是吳敬璉。 目前中國改革進入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值此時刻,我們精心編輯出版了這部150多萬字的《吳敬璉文集》,因為我們深感吳敬璉先生的著述對于把握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來龍去脈,謀劃新一輪改革有著重大的鏡鑒意義;他關于中國經濟社會一系列問題正本清源的研究,對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吳敬璉文集-(全三冊) 目錄
《當代中國思想家文庫》總序
出版說明
總目
(上)
**篇 綜論中國改革和發展
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 (1982年12月)
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 (1991年8月)
建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 (1992年4月)
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論爭 (1998年2月)
“中國模式”會成為全球榜樣嗎? (2010年10月)
重啟改革議程 (2012年9月)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2012年10月)
第二篇 改革的整體推進戰略和方案設計
單項推進,還是配套改革 (1985年7月)
關于改革戰略選擇的若干思考 (1987年1月)
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整體設想 (1987年7月)
經濟體制中期(1988—1995)改革規劃綱要 (1988年5月)
中國經濟改革戰略的分歧與選擇 (1988年10月)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2001年11月)
加強頂層設計,認真推進改革 (2012年3月)
(中)
第三篇 企業改革和所有制結構調整
城市改革的關鍵是增強企業的活力 (1984年9月)
“兩權分離”和“承包制”概念辨析 (1987年9月)
產權制度和大中型企業的改革 (1989年4月)
關于公司化 (1993年8月)
在公司化改制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 (1995年3月)
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種思路 (1997年5月)
對經濟形勢的估量和放手發展中小企業的對策建議 (1998年7月)
如何合理合法地實現國企改制和產權明晰 (2007年1月)
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的改革不能停步 (2011年9月)
第四篇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關于“經濟增長方式”及其轉變 (1995年8—12月)
制度重于技術———論發展我國高技術產業 (1999年5月)
“十一五”時期必須認真解決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的問題 (2005年3月)
我為什么研究起增長模式和工業化道路來 (2005年10月)
從早期經濟增長到現代經濟增長 (2005年10月)
出口導向戰略與粗放增長模式的持續 (2008年9月)
集中力量解決長期增長中的問題 (2010年1月)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政府自身改革更關鍵 (2011年1月)
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問題:提高服務活動在經濟活動總量中的比重 (2011年11月)
我國城市化面臨的效率問題和政策選擇 (2012年10月)
第五篇 宏觀經濟態勢和政策研究
當前貨幣流通形勢和對策 (1984年12月)
論控制需求和改善供給 (1986年3月)
控制需求,疏導貨幣,改革價格 (1988年4月)
國民經濟的困境和出路 (1990年9月)
論通貨膨脹政策之不可行和根本出路在于落實各項改革措施 (1994年3月)
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 (2004年12月)
增長模式與資本市場 (2008年9月)
金融海嘯和中國經濟 (2008年12月)
對如何走出宏觀經濟政策兩難困境的思考 (2010年8月)
“十二五”中國宏觀經濟態勢和展望 (2011年5月)
(下)
第六篇 維護社會公正,抗擊權貴資本主義
“尋租”理論與我國經濟中的某些消極現象 (1988年8月)
貧富差距大小談 (1994年2月)
再談根治腐敗 (1996年4月)
社會主義經濟:社會公正+市場經濟 (1997年8月)
中國會成為尋租社會嗎? (1999年4月)
股市七題 (2001年3月)
腐敗與反腐敗的經濟學思考 (2002年5月)
關于劃撥國有資產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社會保障基金欠賬的建議(2003年3月)
就《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研究》課題給溫家寶總理的一封信 (2004年11月)
妥善處理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2006年6月)
警惕尋租新動力 (2006年12月)
要讓老百姓富起來 (2011年2月)
縮小收入差距不能單靠再分配 (2011年6月)
第七篇 法治、民主與公民社會建設
經濟改革與政治穩定 (1995年8月)
新形勢下政府體制改革的總體目標 (2000年6月)
建設民間商會 (2002年5月)
用信息化推動民主政治建設 (2002年8月)
法治中國 (2002年12月)
修改憲法和實施憲政 (2003年6月)
建設一個公開、透明和可問責的服務型政府 (2003年6月)
努力構筑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 (2004年12月)
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也落實不了 (2012年2月)
第八篇 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論孫冶方的經濟理論體系 (1984年9月)
從匈牙利的經驗看我國當前的改革 (1985年8月)
經濟理論的演變與改革戰略的選擇———對中國實例的分析 (1988年12月)
資源配置與經濟體制 (1991年12月)
經濟學家、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2004年2月)
“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2005年1月)
中國的轉型 (2005年8月)
創新還是尋租:中國轉型制度環境與企業家才能配置 (2007年3月)
薛暮橋與中國市場經濟的開拓 (2011年4月)
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 (2011年7月)
索引
中國人名
外國人名
專有名詞
后 記
吳敬璉文集-(全三冊) 相關資料
吳敬璉是一位卓越的學者,優秀的教授,同時還是一位活到老學到老的學生。他思想開明,不驕傲自大。他虛心接受他人的觀點,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長者,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他都會給予支持。他隨時準備接受并且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創造新的思想。
——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國際經濟學會(2002~2005)會長 亞諾什·科爾奈
吳敬璉教授不僅嫻熟、優美地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剖析復雜的中國經濟問題,而且,更讓我認同的是,他還追求社會公正、公民自由與憲政民主,堅持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分配不公和權貴資本主義現象不斷提出告誡和批判。
——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國際經濟學會(2008~2011)會長 青木昌彥
這部《吳敬璉文集》不僅扼要反映了吳敬璉先生1980年以來的思想歷程,而且對于了解中國改革的來龍去脈具有重要文獻參考價值。其中,作者對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協同推進必要性的強調,以及對法治市場經濟的呼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江平
吳敬璉先生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重要參與者與推動者。他關于改革目標、改革總體方案的原創性研究,影響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進程。通讀他的文集,不僅幫助我們深入認識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艱辛歷程,而且對于凝聚改革共識,重啟改革議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周瑞金
吳敬璉文集-(全三冊) 作者簡介
吳敬璉,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1930年生于南京。1948年考入金陵大學經濟系,1950年入學,1952年高等院校調整轉入復旦大學經濟系,1954年畢業。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55至1956年跟隨蘇聯經濟學家A.M.畢爾曼(Alexander M.Birman),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其后,參加全國范圍的體制調查和體制改革研究。上世紀60年代前期,先后參加孫冶方《社會主義經濟論》寫作組和于光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寫作組工作。“文革”下放“五七”干校期間,得到顧準的指導和幫助,結成了忘年之交。 “文革”結束后,吳敬璉忙碌多產。他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研究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主編,《改革》雜志主編,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耶魯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客座研究員或客座教授,國際經濟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IEA)執行委員會委員。 現任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較》輯刊、《洪范評論》輯刊主編,國際經濟學會執行委員會顧問,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 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吳敬璉五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其學術著作先后榮獲第二屆和第四屆國家圖書獎。2005年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2009年因《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獲第二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2010年因整體改革理論獲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00年、2005年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大學分別授予他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2003年國際管理學會(IAM)授予他“杰出成就獎”。2011年國際經濟學會(IEA)授予他“榮譽會長”稱號,以表彰他對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學術交流的杰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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