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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 版權信息
- ISBN:9787010075990
- 條形碼:9787010075990 ; 978-7-01-007599-0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 本書特色
五四運動是個說不完的話題,它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既深且廣;五四運動也是個十分復雜的歷史現象,任何解說似乎都難以概括它的全貌;五四運動更是一個十分敏感、富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它與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書從多個角度對五四以來的思潮與人物進行反思,試圖澄清學界對五四的種種誤讀,對重建新的五四觀進行初步探索。
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 內容簡介
本書從多個角度對五四以來的思潮與人物進行反思,試圖澄清學界對五四的種種誤讀,對重建新的五四觀進行初步探索:五四運動有哪些成績和缺陷?五四是否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五四與“文革”具有內在聯系嗎?中共五四革命話語系統是如何建立的?毛澤東對五四總司令陳獨秀的評價為何前后竟然如此迥異?保守主義者如何通過批判五四、反思現代性來彰顯自己的獨特身份?他們是如何以反現代性的方式追求現代性?國民黨為何要夸大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影響力?如何理解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錢穆、賀麟等對于五四既肯定又否定的態度?為什么說胡適是一位問題人物,也是研究五四繞不開的人物?保守的人說他太激進,激進的人又說他太保守;共產黨批判他,國民黨也不喜歡他;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是他的論敵,又是他的朋友。
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 目錄
**章 五四運動的誤讀與重構
一、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二、五四是全盤性反傳統嗎
三、五四與“文革”關系甄別
四、文藝復興還是啟蒙運動
五、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與話語重構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人的五四話語確立與演進
一、中共早期領導人的五四觀
二、瞿秋白:五四認知模式中革命話語的初步確立
三、毛澤東:對五四的官方解讀
四、毛澤東與陳獨秀:五四青年對五四總司令的評價
第三章 保守主義視野中的五四運動
一、現代新儒家的五四觀批判
二、哲學視閾中的學衡派五四觀
三、梁啟超:五四功臣話五四
第四章 國民黨人五四觀的多元性
一、孫中山與五四運動關系辨正
二、朱執信:革命黨理論家對五四的早期評估
三、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蔣夢麟
第五章 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古今中西的矛盾及其化解
一、儒學的歷史承續及未來發展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訴求
三、百年文化保守主義論衡
四、五四時期古今中西之爭回眸
五、陳獨秀與梁漱溟中西文化異同論
六、郭沫若五四時期“泛神論”思想的文化價值取向
第六章 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
一、新儒家“返本開新”論的實質
二、援生命哲學八儒的現代新儒學
三、梁漱溟生命化儒學的歷史內涵與現代意義
四、梁漱溟“新孔學”研究90年
五、梁漱溟與馮友蘭人生哲學之比較
第七章 胡適與友人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 節選
**章 五四運動的誤讀與重構
近30年來,五四運動研究幾成顯學。伴隨著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反思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漸成趨勢。在此背景下,五四運動研究突破了原來的條條框框,五四話語權的壟斷被打破,呈現出百家爭鳴、海內外聯動的生動局面,新思想、新觀點層出不窮,對深化中國現代史,特別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鑒于這些觀點的提出者層次高,觀點影響大,對今后的五四研究必將產生重要影響,特擇其要綜述如下。
一、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李澤厚在《走向未來》1986年創刊號上著文,以“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作為解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許多錯綜復雜現象的基本線索,認為現代中國在啟蒙與救亡這兩重同等緊迫的使命之間徘徊,從一個極端跳躍到另一個極端,似乎永遠得不到解脫。在李澤厚看來,啟蒙與救亡是五四運動的兩大主題,起初這兩個主題是同步發展、相得益彰的,但一段時間后,民族危亡局勢和越來越激烈的現實斗爭,改變了啟蒙與救亡的平行局面,*終“啟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被救亡的“頭號主旋律”所淹沒、中斷、壓倒。“啟蒙與救亡(革命)的雙重主題的關系在五四以后并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甚至在理論上也沒有予以真正的探討和足夠的重視……終于帶來了巨大的苦果。”李文涉及了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思想革新與社會改造、啟蒙與救亡的關系這一重大問題,并作出了在當時極具個性化的回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論,是20世紀80年代五四運動研究中的一個重量級研究成果,很自然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持此論者大多認為,五四以后更為緊迫的政治救亡任務攔腰截斷了啟蒙的進程,使得五四思想啟蒙半途而廢。五四啟蒙中斷的原因十分復雜,既有新文化運動內部的主觀原因,如新文化陣營內部左、中、右的分化,啟蒙方向和重點的轉移等,但更根本的是國際國內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迅疾變動,使得新文化運動的大批主力被迫投身到實際政治斗爭中去,從而大大削弱了思想啟蒙的骨干力量。此后,現實的社會運動、政治浪潮、軍事斗爭此起彼伏,這就淹沒了思想文化界剛剛掀起的微弱的啟蒙努力。
歷史地看,李澤厚的觀點其實并不新鮮,五四運動的主角之一胡適晚年曾不無惋惜地表示,五四新文化運動*終讓位于愛國救亡運動,實質是對五四思想啟蒙不幸的政治干擾。應該說,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論與胡適的“政治干擾”論一脈相承,是典型的自由主義五四觀。
李澤厚的觀點有支持者,自然也有反對者。反對論者認為,救亡與啟蒙是共生共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救亡有喚醒啟蒙的一面,啟蒙有促進救亡的一面,把救亡與啟蒙對立起來有失偏頗,斷言五四運動在思想文化方面干擾、中斷了啟蒙的觀點是錯誤的。張岱年指出:反帝是為了救亡,反封建是為了啟蒙;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時刻,救亡必須啟蒙,兩個任務相輔相成,并不矛盾。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起新中國,是完成了救亡與啟蒙的統一。所謂中國社會啟蒙的任務沒有完成的觀點缺乏科學性和歷史性。龔育之說:“救亡與啟蒙,反帝愛國與革新思想,兩者交互為用,交相輝映,哪一個也沒有壓倒另一個,也不能和不應該壓倒另一個。這一點‘便在當時已顯然’;正是救亡運動給新文化啟蒙運動開拓新的空間,賦予新的活力。”還有的研究者認為,與其說是“救亡壓倒啟蒙”,不如說是“救亡喚起啟蒙”。“近代以來,救亡已成為中華民族行進的主旋律,一次救亡運動的高潮,總是有力地喚起或促進一次偉大啟蒙運動的到來。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等無不如此,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中一種帶規律性的現象。”同樣,沙健孫、龔書鐸也認為:“救亡與啟蒙并不是一個壓倒一個的問題,而是相互促進的問題。如果從中國近代思想發展的來龍去脈看,恰恰是救亡引起了啟蒙。”新文化運動分前后兩個階段,即五四前的啟蒙運動階段,此階段的“新”指的是資產階級新文化;第二階段雖然仍然包含著資產階級新文化,但它已具有了更新的內容,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愛國救亡運動極大地把新文化運動推向前進,促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是一種啟蒙,是區別于五四前期倡導資產階級民主、科學、個性自由的“另一種啟蒙”,啟蒙不能僅僅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為唯一標準。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新文化運動取得了更為深刻、廣泛的社會影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也賦予了新文化運動新的內容與特點,有學者將其稱為“更高層次的啟蒙”,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繼續。它標志著五四啟蒙運動的陣營分化,對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和新文化運動的轉向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本身就表明五四啟蒙運動的復雜性,將救亡完全置于啟蒙的對立面,不利于揭示五四啟蒙的這種復雜性。救亡壓倒啟蒙說實質遵循的是“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模式,以為只有徹底的思想啟蒙以后才有可能出現中國的現代化,啟蒙的中斷不利于現代化的生長。這種看法是對五四啟蒙的特殊性了解不夠,機械地拿西歐啟蒙運動的模式來套中國的啟蒙運動所致。
二、五四是全盤性反傳統嗎
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西方文化關系的研究已不計其數,也有許多不同觀點的爭論,焦點之一是新文化運動是否是徹底的、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認識,將直接關系到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問題,也關系到我們今天如何繼承并超越五四的問題。五四“全盤性反傳統”的觀點*早出現于海外華人學界。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在其《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指出,五四時代的“顯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一般而言,各國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均有可能出現傳統與現代的緊張,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傳統是普遍的現象,但很少出現像中國五四時期那樣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據林毓生的看法,反傳統的思想產生于**代知識分子,但其性質到五四卻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因為**代知識分子的反傳統思想只是針對某些特定事物或特定層面的反對,雖然態度激烈,但尚未至整體性反抗的程度,而五四反傳統主義者之所以對傳統有整體性的反抗,實因他們未能從中國傳統“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之有機式的一元論思想模式中解放出來的緣故。五四這種極端的反傳統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很特殊的現象。因為正如美國學者本杰明•史華慈所指出的:“在本質上,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涉及以下兩種預設:**,必須把過去的社會——文化——政治秩序視為一個整體;第二,這種社會——文化——政治秩序必須作為一個整體而予以否定。”美國學者張灝進一步強化了史華慈的觀點,指出:
從五四開始,知識分子一方面把西方近代文明簡化為科學和民主兩大要素,另一方面把傳統視為一個單一的整體而與西方近代文明對立起來。所謂對立就是認為這兩種文化之間的關系只有矛盾和抵觸,而不可能匯通融合。對他們而言,西方近代文明代表進步,中國傳統代表落后;西方近代文明代表光明,中國傳統代表黑暗;西方近代文明代表開明的理性,中國傳統代表非理性的情緒、沖動和偏執。按照這種簡單二分法的邏輯,如果中國要進步,要理性,要前途光明,只有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要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則必須毫無保留地揚棄傳統文化。他們認為:只有在傳統文化的灰燼上,才能重建中國文化。
林毓生的五四全盤反傳統主義觀點傳人國內后,被一些學者引為同調。甘陽認為,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由于把“現代化”與“西化”不恰當地等同起來,以一種全盤否定的“反傳統”態度來對待中國文化,因此在客觀上切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造成了所謂文化傳統的“斷裂帶”。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五四雖未直接宣稱全盤反傳統,但實際上已有全盤反傳統的傾向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英們把過去一切典章文物及其價值都否認了,采取了“將嬰兒與浴湯一起倒出去”的做法。胡國亨完全同意林毓生關于五四知識分子思想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觀點,認為五四知識分子慷慨激昂的反傳統“完全繼承了中國儒家那種歷史意識及道德承擔的精神”,并認為五四全盤反傳統摧毀了我們的民族凝聚力,“五四運動那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傳統態度,徹底地摧毀了我們文化的凝聚力,我們便會面對逐步分離解體的危險。有朝一日中國若遭此大難,‘五四’實難辭其咎”。并進而認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五四’功不補過,應是不爭的事實”。
……
回首五四-百年中國思潮和人物 作者簡介
董德福,江蘇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教授,江蘇省社會史學會副會長,江蘇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復旦大學哲學學士、碩士,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出版專著3部、副主編教材1部,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并獲吉林省優秀圖書一等獎、江蘇省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江蘇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等多項獎勵。先后承擔或完成江蘇省哲學社科基金項目2項,江蘇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項目2項、一般項目2項等多項科研項目。目前研究方向主要有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王見當代社會文化思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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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是個說不完的話題,它對現代中國的影響既深且廣;五四運動也是個十分復雜的歷史現象,任何解說似乎都難以概括它的全貌;五四運動更是一個十分敏感、富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它與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書從多個角度對五四以來的思潮與人物進行反思,試圖澄清學界對五四的種種誤讀,對重建新的五四觀進行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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