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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轉型論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30245
- 條形碼：9787108030245 ; 978-7-108-03024-5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體制轉型論 內容簡介
本書記錄了作者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全部思考。其中大多已經發表，現整理結集，可供研究經濟理論和經濟思想史的學者們參考。
全書共收入論文41篇，內容涉及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所有制的問題和產權改革的問題三個方面。作者在80年代就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權制度的改革問題，這在當時很具有前瞻性，其論述和分析現在看也不過時。
體制轉型論 目錄
序言：改變中國命運的偉大戰略決策
一、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論中國漸進性體制轉型及其矛盾
論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利用市場
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管理與利用市場機制
社會主義市場與市場調節機制
我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我見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思考
有關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若干問題
國民收入分配中的V擴張
試論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
積極推進資金商品化、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
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創新
二、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論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
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個問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物質富裕
三、論社會主義所有制
試論經濟改革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完善
論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的多層次性
論社會主義所有制具體形式的多樣性
論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自負盈虧
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新探
試論社會主義股份制
再論社會主義股份制
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新發展
試論農業家庭生產方式
四、論產權改革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企業產權
試論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
論產權構建
論產權自主轉讓
論現代股份公司與企業產權
簡論產權定義
論產權制度及其功能
法人財產權辨義
大力推進產權改革，實現全面制度創新
市場經濟與主體產權
機制轉換與產權改革
一、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論中國漸進性體制轉型及其矛盾
論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利用市場
試論社會主義計劃管理與利用市場機制
社會主義市場與市場調節機制
我的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我見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思考
有關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若干問題
國民收入分配中的V擴張
試論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
積極推進資金商品化、利率市場化的改革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
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創新
二、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論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
有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個問題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論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物質富裕
三、論社會主義所有制
試論經濟改革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完善
論社會主義公有制內部的多層次性
論社會主義所有制具體形式的多樣性
論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自負盈虧
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新探
試論社會主義股份制
再論社會主義股份制
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的新發展
試論農業家庭生產方式
四、論產權改革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企業產權
試論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
論產權構建
論產權自主轉讓
論現代股份公司與企業產權
簡論產權定義
論產權制度及其功能
法人財產權辨義
大力推進產權改革，實現全面制度創新
市場經濟與主體產權
機制轉換與產權改革
展開全部
體制轉型論 節選
一、由計劃向市場的體制轉型
1979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新時期——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依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確決策，通過廣大干部、群眾在實踐中的逐步摸索，通過理論家的努力，特別是依靠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睿智、政治魄力與正確的指引，中國走出一條成功的體制轉型之路。
30年來中國的改革始終把握住發展商品經濟和引進市場機制這一大方向，通過大膽地試，勇敢地撞，沖破了傳統的計劃體制，目前業已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體制創新不斷增強了經濟的活力，激發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帶來了經濟快速、持續發展，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保持了社會政治穩定。許多蘇聯、東歐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都出現過轉型期經濟衰退和政治、社會危機，而中國的體制轉型則帶來生產力奇跡式大躍升。30年來GDP增長了二十多倍，2007年達24.6萬億人民幣，在世界排名躍居第4位。
1979年迄至當前，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始期。實踐表明，中國摸索出一條進行體制轉型的正確道路，實現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空前艱巨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任務。
二、傳統計劃體制的產生及其弊端
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開展社會主義工業化時，針對蘇聯經濟發展中的失誤與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缺陷，黨和政府提出過走中國工業化的發展道路的主張，但是由于缺乏經驗，特別是由于長期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中國在實踐中仍然是照搬蘇式計劃經濟體制，其基本構架是：（1）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傳統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其實質是將幾乎一切生產資料歸國家占有和支配；（2）全面的計劃經濟：即將工業、商貿活動甚至農產品生產和交換，統統納入國家計劃，其實質是在經濟活動中摒棄和排斥市場力量，實行由國家行政指令安排的產品經濟。
20世紀30年代在蘇聯形成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特殊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的初生的蘇維埃國家，為了應對即將來到的西方大國軍事干預，而實行的一種“準動員經濟”體制。從我國的計劃經濟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①作為計劃體制的經濟基礎的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強制消滅了現階段社會主義固有的非公有經濟成分，形成了公有化“超前”，從而取消了多種經濟成分之間的互促互補。②實行依靠行政權力驅動的嚴峻的計劃管理，使企業成為行政的附庸，壓抑了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③全國范圍內一刀切的個人收入分配，以其平均主義，打擊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④權力的高度集中，特別是集中于中央，壓制了地方和基層的組織生產的積極性。由于上述缺陷，傳統經濟體制在表現出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積極功能的同時，由于管得過多、統得過死，造成動力缺乏，活力喪失和經濟活動的低效率。⑤以行政權力作為主要杠桿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不僅帶來官僚主義的管理失誤和資源配置中的巨大浪費，而且成為“唯意志論”的瞎指揮的溫床，造成依靠行政動員的“大干”、“大辦”、“大煉”、“大躍進”，和在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下的“大調整”即“大下馬”，國民經濟運行呈現出大擴張繼之以大收縮的盲目性和周期性。⑥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傳統社會主義結構，缺乏自我調節、自我完善機制，由此使體制性矛盾不斷積累，越來越尖銳。人們可以看到：20世紀蘇聯30和40年代曾經在重工業建設上表現出“突發力”的新體制，在“二戰”后逐漸走到了反面，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體制桎梏”使50-60年代的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出現經濟減速，甚至停滯不前，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社會主義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也因此發生減退。令人遺憾的是在奶長時間內，人們，特別是政治家對這種體制弊端缺乏認識，造成了改革滯后，此后在緊張的政治形勢下又出現了改革的失誤，蘇東國家終于在經濟衰退與社會動蕩相交織下，走出了社會主義大挫敗。
三、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認識誤區
蘇聯計劃體制的形成，除了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國內現實的政治條件而外，也與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有關。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經濟體制上的照搬蘇聯經濟模式，更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對人們的深刻影響有關。
支撐蘇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命題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上述命題包含：一、社會主義經濟是單純公有制經濟；二、社會主義經濟是全面計劃的產品經濟；三、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應實行生產關系不斷先行變革。
（1）純公有社會主義
傳統理論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從而把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和中心環節歸結為生產關系革命，即實行一切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不僅要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而且要消滅一切個體小私有制，建立起集體所有（實為國有）制，而且還要推動“集體所有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構建起“一大二公”的純粹的公有社會主義經濟。我國在1953年以來過早地開展的以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和農民個體所有制與手工業者個體所有制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基于這種純公有社會主義理論。
（2）產品社會主義
傳統經濟理論的一項重大論題是：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屬性。這一理論的主要論旨是：①商品經濟每時每刻地產生資本主義；②市場機制只是帶來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和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周期性危機；③擺脫了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能實現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上述理論歸結到一點：商品、市場關系只能為資本主義服務而與社會主義不相兼容，因此，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消滅商品經濟和排除市場機制，代之以有計劃的產品生產和產品調撥，即實行產品社會主義經濟。
商品經濟和市場與社會主義不相兼容論，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長期的、占支配地位的思潮，也是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長時期流行的經濟理論，高度集中的蘇聯計戈Ⅱ體制模式就是立足于這一理論。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對蘇聯30年代以來經濟學界中存在的這種“恐商”理論進行了批評，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下要發展商品生產和利用價值規律，但是他仍持有下列觀點：①商品只是限定在個人消費品領域，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只是保存商品的“外殼”；②價值規律只是對消費品的流通起調節作用；③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實行統負盈虧，企業的生產決定于國家計劃，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沒有調節的意義”，只是“影響生產”。斯大林雖然批評了蘇聯經濟學界流行的“被改造”的價值規律的論點，但是他提出：價值規律只是對消費品價格決定與買賣發生“調節”作用，而對其生產卻不起“調節”作用，對生產資料的生產更不起“調節”作用。斯大林并沒有突破“被改造”的價值規律的傳統命題，他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理論，并不要求將真正的商品關系、市場機制引入社會主義經濟之中。而只是謀求在消費品的商品交換中有限地利用市場，斯大林并沒有突破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不相兼容的傳統觀念，他仍然是堅持全面計劃化和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產品經濟模式。
我國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實行“吃飯不要錢”，生活需要“全包”，大辦自給自足的共同體，關閉集市，甚至提倡實行不討價還價的農產品交售和“共產主義大集”等等，人們把廢止商品經濟，實行產品生產與計劃調撥進一步擴大到農村經濟中。這種推行全面的調撥化的莽撞行為，就是立足于產品社會主義理論之上。
（3）“速成”的社會主義
傳統理論把建設社會主義歸結為離開生產力的不斷、先行的生產關系變革，提倡快速的公有化，即依靠政治動員，強制推進生產關系的“不斷革命”，快速實現“一大二公”，在落后的物質技術基礎上先行構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甚至實行共產主義制度，搞“速成的”，即“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國家都實行過快速的公有化和試圖快速走向共產主義。蘇聯20世紀50年代末期赫魯曉夫提出建設“土豆+牛肉”的共產主義，我國1953年過早實行和不斷“提速”的“一化三改造”，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這種“速成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表現。
我們要指出：主要表現在以上“三論”中的傳統經濟觀念，一旦成為干部和廣大群眾頭腦中的思維定式，就會使人們閉目塞聽，找不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的體制病因。如像，盡管企業喪失主動性，職工缺乏積極性，國民經濟缺少活力，效率與經濟效益低下等等問題已經十分突出，經濟增長勢頭已放慢，但人們往往將其僅僅歸結為經濟管理的方式、方法的缺陷，往往訴諸于在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劃分上進行一些小改小革，對原有體制進行小修小補，人們看不見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和計劃體制的嚴重弊端。
特別是長期宣傳和深入人心的計劃經濟姓“社”，商品經濟姓“資”的傳統命題，成為了一種思想枷鎖，束縛了人們的改革、創新意識，而在出現政治思想路線“左傾”和極左的情況下，一切關于實行市場性改革的思想都會被視為“異端”而加以廢棄。如像，我國1958年為黨的“八大”接受的陳云同志關于在一部分經濟領域實行市場調節的主張就被束之高閣，而經濟學家駱耕漠1958年提出的旨在加強企業自主權的“大全民”、“小全民”的論點，孫冶方有關利用價值規律，重視企業利潤和加強企業自主性的論點，更被視為修正主義而遭到嚴厲批判。可見，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通過思維慣性成為一種保守的精神力量，它排斥理論創新，自然也就排斥真正的、根本性的體制改革，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的改革滯后局面，而滯后的改革，由于各種矛盾的扭集，將越加難以啟動和順利推進。
四、正確認識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論述
上述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傳統理論——純公有社會主義論，產品社會主義論，速成社會主義論——，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理論家往往習慣于引經據典，用老祖宗的一些論述，作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依據。但是理論家的這種苦心的尋經釋典，在一些場合只不過是從教條主義出發的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的誤解，在更多場合則是將當代政治權威的個人的獨斷強加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
單一公有制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物質前提
社會主義經濟立足于生產資料社會共同制，無疑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都明確闡述了社會主義實行對生產資料“共同占有”，馬克思和恩格斯也使用“社會所有”，“社會占”一詞，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相互關系的理論，分析了歷史上的私有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生，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論述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物質生產力矛盾激化基礎上新的社會所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經濟和共產主義經濟的闡述，都是著眼于闡明新社會經濟形態的一般的特征和發展趨勢，他們不曾也不會為未來社會的所有制設定具體的模式。
誠然，在《反杜林論》一著中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實行“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但他緊接著說：“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他接著進一步說“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他明確指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的高度發展階段為前提的”。
恩格斯已經十分清楚地闡明了一個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只有在物質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即建立單一公有制結構。值得人們注意的是馬克思還提出了未來社會還將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也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還要保留和實行消費資料個人財產。
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所有制的變革立足于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原理，闡明了現代公有制的產生必須立足于高度發展的生產力，而那種關于所有制超前變革和在落后、低下物質生產力條件下實行單一公有制和搞“一大二公”的理論以及把公有化擴大到消費資料領域，實行個人生活公共化的理論，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完全不相干的。
商品生產被消除以成熟的社會共同體形成為前提
馬克思創立了嚴整的、科學的商品和商品經濟理論，他深刻闡明了：①商品交換是在社會分工條件下，獨立的生產主體問進行活動交換的一種歷史形式，他指出：“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他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②奴隸社會以來就出現了為市場交換而進行的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所有制基礎上，則出現了發達的商品經濟，或當今人們所說的市場經濟；③在未來社會，隨著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被消滅和完全的社會共同占有的實現，商品經濟將轉變為“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的經濟。
可見，馬克思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闡述了人類社會由初始產品經濟到商品經濟，*終轉變為未來——從我國今天來看，將是十分久遠的未來——的產品經濟的歷史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經濟只是經濟活動——交換與生產——的一種組織形式，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經濟體制”，它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在歷史上，商品經濟存在于迄至資本主義以來的各個社會形態，并為各個社會形態服務，因而，說商品經濟姓“資”，只是為發展資本主義服務的觀念是與馬克思的商品學說不相干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經有關于未來社會商品生產被消除的論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地研讀這一部著作，我們會看見就在前兩段中，恩格斯強調指出，“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是“只有在實現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而馬克思更深刻地闡述了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物質條件的成熟的鐵則，他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顯然地，恩格斯提到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將被消除，是立足于：**，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條件的成熟；第二，完全的社會所有制的實現。在完全的社會共同占有制中，不僅沒有私有制，也沒有集體所有制，在那里，沒有擁有特殊利益的生產主體。
……
體制轉型論 作者簡介
劉詩白：我國著名經濟學家。1946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經濟系。現任西南財經大學名譽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社科聯合會主席，《經濟學家》雜志主編。
著有：《原子能利用上的兩條路線》（1957）重慶人民，《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及其危機》（1957）上海人民，《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若干問題研究》（1983）四川人民，《社會主義所有制研究》（1985）上海人民，《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探索》（1987）西南財大，《論社會主義所有制》（1988）陜西人民，《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新探》（1988）四川人民，《產權新論》（1993）西南財大，《論體制創新》（1995）西南財大，《劉詩白文集》（八卷本）（1996）西南財大，《我國轉軌期經濟過程運行研究》（2000）西南財大，《現代財富論》（2005）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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