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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全球史:中國文脈
溫故-(之十) 版權信息
- ISBN:9787563370986
- 條形碼:9787563370986 ; 978-7-5633-7098-6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溫故-(之十) 目錄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的回憶
人物
毛彥文其人其事
寧折不彎一老人——追憶錢孫卿先生
鄭孝胥與嚴復交往始末
口述
叩門訪師記
從小學到大學
回眸
溫雅中有“鐵”——從集外遺文看周作人罵陳西瀅
記憶
1937:寄寓北平
故事
空戰英雄劉粹剛的生死戀
聚焦
“三十年代”問題——從《顧準自述》看“兩個口號”的論爭
片語
胡適與北大旁聽生——兼及胡適為人的一宗疑案
文本
一份延安時期的“特嫌”檔案
顧頡剛致劉敦愿書信四封
影像
西洋版畫與北京城
來函選登
楊向群來函
王巖來函
王任來函
溫故-(之十) 節選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的回憶
哈雷特·阿班1926年來中國,從事新聞采訪與報紙編輯,1929年起任《紐約時報》駐北平特派記者,后調往上海,任中國首席記者,凡十二年,于1941年離任回國。1944年出版《民國采訪戰》一書,回憶了自己在中國歷時十五年的記者生涯。該書的中譯本即將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里刊出的是該書的節選,文中的標題為編者所加。——編者
接掌《英文導報》
8月(1926年——譯者)底,我終于迎來了轉機。我收到北京《英文導報》東主葛洛甫·克拉克的信,問我是否有興趣去北京,替他擔任報紙的總編。他提出的薪水是每月六百大洋。
我到處打聽北京《英文導報》的情況,大家卻避而不談,甚為奇怪。有人說,報紙“還可以”——但又說,克拉克曾經是個教授,不是個專業的新聞人。他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東應該都是傳教組織,有些還是中國人。克拉克本人常被稱為“空頭激進派”。
我們之間有了書信往返后,克拉克先生寫道,他要找的人,要在北京《英文導報》“至少呆到1927年中”。我*后回信謹慎地說,我會在9月中旬自費北上,先開始工作。六周之內,給他個明確說法,看能不能呆到1927年中。我指出,這么做的話,即使我決定不在北京呆那么久,他也有足夠時間在年底前另覓人替代。
大家白紙黑字同意這些條件后,我終于在四十二歲生曰那天,乘船從上海赴天津。幾個月后,我離開的地方成了全球的新聞中心,也成了緊張態勢的發源地。但是,我跑到北京來,看似避重就輕,卻在后來幾年,多方證明我的這一選擇有無上價值。
我與北京《英文導報》的關系,一直持續到了1927年6月。在我的整個新聞從業史上,這段工作是*不尋常的。期間,我對遠東政治生活的認知,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動。我至今仍在慶幸,與該報分手,居然沒鬧到嚴重損害我的職業聲譽和人品的地步,實在難得。
該報的主持人葛洛甫。克拉克是個友善的人。他體格肥壯,一只眼略有斜視,態度有時客氣得過了頭。但不知怎的,他總讓人覺得不自在,好像別人欠了他什么。
我抵達那天,他請我去他家共進晚餐,我也有幸認識了克拉克太太和兩個孩子。席間,克拉克侃侃而談,講到外國人在北京要找到理想住所殊屬不易,接著,便提出要把他的房子分出一部分租給我。給我的部分包括客廳、餐廳、浴室、儲藏室和一間大臥室,自帶一進院子,與克拉克的那部分住所是隔開的。他還提議,可以讓他的幾個仆人專門過來替我做飯和料理其他家務。他要求的租金相當便宜,我就當場答應了下來。我說,我現在只答應先住六個星期,然后才決定是否替報社干下去。
克拉克的寓所在城墻內,位于京城的*東邊,胡同的名字大概是“翰林”的意思。北京《英文導報》的印刷廠則靠近市中心,在煤渣胡同的一個小小四合院里,房間和院子都用青石板鋪地。排版是靠中國排字工手工完成的,而除了工頭外,工人們對英文都是一字不識,令我稱奇。
報紙的發行量只有一千兩百份。印廠的工資開銷可以靠接外活來負擔。報紙的內頁主要是重印美國報紙的內容,而這些美國報紙運到中國時,已經晚了一個月。頭版一般是合眾社的電訊,要不就是其他帶有半宣傳性質的通訊社的免費電訊。這些通訊社往往是由中國或日本或俄國的各種組織資助的。我查看了檔案,發現除了從美國出版物上剪來的內容,幾乎沒有社論。本地新聞也極少,因為報紙沒有自己的記者。
見這種經營方式實在有違常規,我便萌生了退意,決定六個星期一到,就知會克拉克,不準備住滿半年,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直到他找到我的繼任人。后來,我又發現,克拉克的薪水是每月一千大洋,但欠薪已有半年了。這一發現,更堅定了我離去的決心。
我履新三個星期后,一個星期六的上午,《英文導報》的廣告經理斯坦立·佛雷耳一頭沖進我的辦公室,樣子極度的驚惶。佛雷耳后來成了我的好朋友。
“克拉克下星期三要回美國了,你知道嗎?”
我愣住了。
“那誰來坐我的位置?”我問。
“你不知道這事?”
“一點兒風聲都沒聽到。你是怎么知道的?”
“出去拉廣告時發現的,”佛雷耳道,“我在美國運通公司發現他給自己、太太還有兩個孩子買了去芝加哥的船票。在一家裁縫店,我又發現他下了緊急訂單,要做五套西裝和一件大衣。在我們報紙登廣告的鞋匠也說,克拉克在他那兒定做了六雙新鞋,*晚必須在星期二交貨。從公司賬簿上可以查到,克拉克已經把欠他的薪水全領了。”
報社大概突然發了筆什么橫財,但這已經與我無關了。我思忖,克拉克既然對我封鎖消息,顯然是瞞著我另請了高明,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間,來接替我的位置。
由于星期一不出報,談話后的翌日,即星期天,我便在客廳里與人打橋牌作樂。打到一半時,突見克拉克隨隨便便地走了進來,大聲對我說,有要事與我商討,讓我請客人離開。我的朋友們聽了,都很識相,各自告辭走了。我則做好了準備,等著平生**次被人炒魷魚,只是在好奇,不知克拉克會找個什么借口。
他開門見山道:“告訴你件意外的事,星期三我要回美國去了。”
我沒好氣地回道:“一點都不意外,早就聽說了,知道你買了船票、西裝,還做了新鞋。”
“怎么會……”他剛要接口,我舉手阻止了他。
“我哪里聽來的還有什么相干?我想知道,你打算讓誰來替你經營報紙?”
“怎么啦,當然是你了。”
“不是我,”我強調。“你全都搞錯了。”
接下那半小時,我回想起來便打寒顫,因為我被他弄得極不舒服,心里滿是厭惡。克拉克先是說,他對我們白紙黑字寫下的協議“沒有搞懂”,繼而又大聲抽泣開了,說他太太病得很嚴重,必須即刻就啟程。見我打破砂鍋問到底,他才說,他太太快要瞎了,得立即開刀,才能保住她的視力。而唯一能做這項手術的醫生在芝加哥。
*后,經不起他的軟纏硬磨,我只得違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呆到1927年春。作為交換,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協助我采訪的話,工資必須從這一千元里出。他自己房子的租金還由他負責,我則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開銷,伙食也自理。
出乎意料的是,他輕易就同意以北京《英文導報》公司總裁的名義給我一封信,授權我在他缺席期間,全權制定報紙的新聞及社論方針。由于我跟報社的諸多董事都碰過面,知道無法與他們在公司方針上達成共識,便堅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說,在他缺席期間,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我便不必等到他歸來,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就可辭職。
星期一,正式協議便送達我的手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后面發生的事,給了我一個教訓,知道從此以后,對于一切協議和法律文件,都要一再推敲,大意不得。
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點半的火車前往天津。12點半時,克拉克急匆匆地跑進我的辦公室道別,祝我一切好運,又為自己匆忙離去道歉,說太太和孩子們已經等在外面的出租車上了。
五分鐘后,一個中國職員送來一封克拉克的信,上面直截了當地指出,他與我的書面協議授予我的權利“只包含新聞部分”,并通知我說,所有社論一概須由董事之一的德懷特’愛德華茲撰寫。愛德華茲的正職是北京基督教青年會的書記。
閱畢,我一下變得怒不可遏,沖出門去,跑過院子,闖進了克拉克的私人辦公室。他正費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我對他說,我一收拾完東西,馬上就走。他一聽,再次向我求起了情,而且哭開了。于是我一錯再錯,又傻乎乎地作了讓步,同意留下。但是,我在讓步前,與他重簽了份協議,雙方在證人面前簽了字。協議說,我對報紙的新聞方針與內容有絕對控制權,我不得受到干涉;并規定,德懷特·愛德華茲必須與我就社論的方針及措辭取得一致,否則任何社論不得見報。
初識顧維鈞
由于采取了這種聯合檢查制度,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個月里,報紙只發表了三篇社論。這段時間里,中國要事頻仍,件件都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具重大意義。但愛德華茲禁絕了我的聲音,我也如法炮制,禁止他在報上出聲,因為我無法同意他的觀點。
1926年秋的北京,是個奇怪的政治真空。各國的公使館和大使館運行如舊,而北京的政權,卻已實在談不上是整個中國的政府了。各國外交官上任時,備案的地方雖然都是在所謂的外交部里,卻都坦承,“北京政府”的實際權力出不了古都城墻外三十英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來存放各國給中國的文件,而這些文件,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
1926年初,北京周邊戰事連連,*終導致所謂“基督將軍”馮玉祥敗走西北方向的張家口。馮玉祥是被吳佩孚和張作霖聯手打敗的。吳佩孚原先的地盤在漢口,我9月抵京時,吳正好慘敗于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漢口也被北伐軍攻克。張作霖則是滿洲不容爭議的頭號軍閥。按理說,各國政府承認的所謂中國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吳、張兩個軍閥聯手控制的。但隨著吳佩孚在漢口一帶挫敗,張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機,可以獨自問鼎。果不其然,不久后,他便公然付諸行動了。而遭到敗績的吳佩孚,則向西退人了四川省。
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則繼續在北京飯店的屋頂宴飲作樂,歌舞升平。年初,這些身份顯赫的外國狂歡者剛在此聽過鏖戰時的隆隆炮聲。對于中國的內斗,他們還是一如既往的漠不關心。
顧維鈞博士是那時的外交部部長,也是徒具虛名的執政內閣中的一員。克拉克離去后一個月,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讓我立即去外交部。那是幢美輪美奐的大樓,有圍墻環繞,廣場敞闊。我到時,見怒氣沖沖的部長已經在等我。
“你發表這么篇東西是什么意思?”他尖聲問,把早晨出版的《英文導報》塞到我鼻子下,指著其中的一篇文章,一邊用力抖動著報紙。那是一篇關于中國拖欠一筆外國貸款的報道。
“你是什么意思,竟想對我怎么處理新聞指手畫腳?”我反問,怒火絕不稍遜十他。
顧博士繼續尖聲道:“克拉克答應過我不報道這件事的。我花了一萬五千美元,從他那兒買了一堆一錢不值的股票,他拿這錢給自己發了拖欠的薪水,還回夫國去,現在卻又出了這種事。”
我終于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了那筆意外橫財是怎么來的。
于是,我告訴顧,我的合同授予我處理《英文導報》新聞方針的絕對權力,向且有權否決我不喜歡的社論。他聽了,才稍微平靜,隨即又將怒氣轉向了不在場的克拉克。但我們交談良久后,反而變得友好了。部長也和藹可親起來。他在當時及以后,向我透露了中國內政外交的諸多寶貴情況。我在《英文導報》任職的余下時間里,顧博士再未請求我對某件新聞作特殊處理,或命令我將某件新聞壓不不發,不管所涉事件對那搖搖欲墜的政權有多大損害。要知道,他可是那個與司徒雷登們的分歧
是年冬天,北京平靜無事。但在長江流域,國民革命軍捷報頻傳。由于那時的國民黨人強烈親共,鼓動排外,對外國人,尤其是教會及傳教士屢施暴行,終于剌痛了美國、英國和其他締約國。各國開始倉促部署保護行動。開進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國軍隊已超過了兩萬人,路上還有后續部隊源源不斷涌來。
隆冬時,國民黨人攻克了南京,一些不法分子趁機在城里大肆劫掠,導致外國人被殺,外國婦女被強奸,外國人的物業被搶掠和焚毀。*后,一群美國和歐洲難民逃到美孚石油公司的駐地美孚山。在此,他們又遭到攻擊。長江上的美英兩國軍艦于是趕來救援,艦炮齊射,形成一個半圓的火力保護圈,難民趁機從高大的城墻上順繩而下,逃往江邊,由登陸部隊接應,用小汽艇送到軍艦上。
那時,上游五十英里左右泊有兩艘日本軍艦,聽到交火的聲音后,火速趕來,迫不及待地要參與對中方的戰斗,但抵達現場時,炮擊已告結束。兩名目本艦長因為來遲而懊悔不迭,居然為此哭開了。
這是名副其實的大新聞,因此,我自然要濃墨重彩處理這個故事,遂在北京《英文導報》頭版使用了八欄的大標題,導語則用了雙欄粗體字。
第二天,好戲上場了。我被召到克拉克的私人辦公室,見里面赫然坐著北京《英文導報》的三位董事:教會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會書記德懷特·愛德華茲及半教會性質的北京語言學院校長W.B.彼得斯博士。
三個人由司徒雷登博士為發言人,所以他先開腔道:“我們來的目的,是抗議你把《英文導報》搞成一份不可饒恕的聳人聽聞的報紙。你把南京事件的新聞放在了頭版,還用了危言聳聽的大標題,你難辭其咎。如果這件事非報道不可,那也應該把它放在內頁里,只用單欄的標題就夠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他們又把抗議內容重復一遍后,我才耐心同三人理論,就好比試著與童子說理。我告訴他們,這條新聞是頭等重要的。自二十六年前義和團叛亂以來,這是美國軍艦**次向中國人開火,對此事的報道,當然要占據頭版位置。我指出,美國及歐洲的所有報紙,肯定會把轟炸南京的新聞置于當天*顯著的位置。
他們的依據則是,本次事件必將損害中國人對美歐人士的親善之情,從而損害他們各自的事業,因為他們都在中國傳教、辦學校、辦醫院。因此,這類新聞必須封殺,或小而化之。
*后,雙方搞得劍拔弩張,于是我拿出與克拉克的書面協議,上面言之鑿鑿,授權我全面掌控辦報方針及新聞版面。我對訪客們直言,如果不收回抗議,二十四小時一過,我就拂袖而去。而如果他們再敢以董事身份正式抗議,那我就當場辭職。
事后,我與這三位先生便再未謀面。直到來年開春,我才因為一件急事,又找了他們三人一次。由于此事可能危及報紙的生存及克拉克的清白,所以必須找他們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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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庸西南聯大授課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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