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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歷史 內容簡介
彼此的歷史 目錄
瞧，他們走來了——“e批評叢書”總序
自序
矛盾重重的“過渡狀態”——新時期文學“源頭”考察之一
五個“關鍵詞”的修訂與當代文藝思潮的演進
關于“文革文學”的釋義和研究
“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
“文革文學”紀事
重返歷史的語境、途徑與方法——與蔡翔、費振鐘的對談
文學口述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1985年“小說革命”前后的時空——以“先鋒”與“尋根”等文學話語的纏繞為線索
在潮流之中與潮流之外——以1980年代的汪曾祺為中心
李銳論
“散文時代”中的知識分子寫作——論王充閭散文的文學史意義
文化氣質與女性身份的重新書寫——長篇小說《女同志》閱讀札記
知識分子的超越之境——談王堯的文學研究道路與學術個性
自序
矛盾重重的“過渡狀態”——新時期文學“源頭”考察之一
五個“關鍵詞”的修訂與當代文藝思潮的演進
關于“文革文學”的釋義和研究
“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
“文革文學”紀事
重返歷史的語境、途徑與方法——與蔡翔、費振鐘的對談
文學口述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1985年“小說革命”前后的時空——以“先鋒”與“尋根”等文學話語的纏繞為線索
在潮流之中與潮流之外——以1980年代的汪曾祺為中心
李銳論
“散文時代”中的知識分子寫作——論王充閭散文的文學史意義
文化氣質與女性身份的重新書寫——長篇小說《女同志》閱讀札記
知識分子的超越之境——談王堯的文學研究道路與學術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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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歷史 節選
矛盾重重的“過渡狀態”——新時期文學“源頭”考察之一
一
如何敘述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問題逐漸引起關注，顯示了學界對一個學科成熟的期待。就整體性的學術背景而言，我們已經越過了非常態的學術史狀態，曾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學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學術上的“撥亂反正”和“打破禁區”、“填補空白”方面，這是一個令人興奮而且充滿了“戰斗”激情的時期，但是許多真正的問題也常常被疏忽。在今天，當我們有可能討論建立當代文學的學科話語，并且把這種討論建立在中國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發展的勃勃生機中時，我們不僅需要轉換知識體系，轉換文學史觀念，轉化思維方式，而且需要有清晰地發現問題的意識，因為漠視被遮蔽了的真問題的危害遠遠大于偽問題對學術研究的干擾。
我們注意到，當代文學史的敘述是殘缺不全的，突出的問題是“文革文學”被擱置，當代文學史的敘述在進入到1960年代中期后突然中斷了。這一現象可以稱為文學史敘述的“斷裂”問題。當初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文革”無文學，或日“一片空白”，無疑，這一解釋是非學理上的。現在，學界已經無須就是否有必要研究“文革文學”再作爭論。把“文革文學”納入到當代文學史的敘述，就當代文學史寫作而言其主要意義不在填補空白，而在于它不僅改變了我們寫作當代文學史的知識背景，改變了當代文學史著作的習慣內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在文學史哲學的層面上糾正“非歷史的觀點”，在中斷的縫隙中發現“歷史聯系”，進而獲得重新敘述當代文學史的可能。
新近出版的“當代文學史”著作中，呈現了“文革文學”作為文學史一部分的意義。現在可以這樣說，如果撇開“文革文學”，“當代文學史”的構架是殘缺的，至于在怎樣的文學史邏輯中敘述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當代文學史”寫作在面對“遠距離”部分時，比面對“近距離”部分顯得清醒、清晰和從容些。比如，“十七年文學”研究的深化，其學術上的成就似乎比“新時期文學”研究突出。在對“十七年文學”的重新解讀中，文學由“現代”轉向“當代”的圖景被重新描述，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曾經沿襲了多少年的文化邏輯被打破，對“十七年文學”的解讀越來越接近文學史的深層。這樣的成果，從另外的路徑切入了“文革文學”，并由此思考文學是如何由“十七年”進入“文革”的。這些研究比較充分地注意到了“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的關聯，并逐漸有了真正稱為“整體性”的思考。
現在的問題是，“文革文學”又是如何過渡到“新時期文學”的。在“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新時期文學”這樣一個序列中，“文革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關聯顯然是不能忽略的（這種關聯不僅是“文革”成為“新時期文學”的“素材”，也不僅是“文革”是“先鋒作家”的“創傷記憶”）。我們都知道，“新時期”的概念是之于“文革”而言的，并且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在“新時期文學”初期，大家就有一個共識：思想解放運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新時期文學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今天，我們在檢討1990年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的一些問題時，也會發現一些問題的產生與某些方面退回到三中全會之前有關。政治命運對文學的影響在當代從來是重要的。
文學在跨時代的轉型中，它自身的演進有跡可尋。在由“新時期”回過頭來重讀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間的創作時，我們不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許多人在“文革”與“新時期”的創作判若兩人，他們是怎樣發生變化的?換一個閱讀視點，我們又不能不注意到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文革”已經結束了二十余年，一些作家的創作仍然擺脫不了“文革話語”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存在于親歷過“文革”的作家，而且在“新生代”那里也是不可低估的。應當說，作家的變與不變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間。
在“文革”期間公開發表作品的作家是眾多的，我在這里列出部分作家的名字：張長弓、海笑、克非、劉懷章、周嘉俊、單學鵬、陳大斌、黎汝清、諶容、張抗抗、顧工、謝璞、李存葆、未央、草明、蔣子龍、韓少功、朱蘇進、鄒志安、鄭萬隆、陳忠實、周克芹、葉蔚林、俞天白、金河、古華、張笑天、賈平凹、李寬定、陳建功、陸星兒、理由、溫小鈺、汪浙成、白樺、阮章競、田間、李瑛、路遙、魏巍、余秋雨、茹志鵑、黃宗英、陳世旭……這些作家，特別是其中的一些青年作家，后來不少人是新時期文學創作的主將，他們如何掙脫主流話語的牽扯，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能夠公開發表作品，當然只是問題的“表”，知識分子作家與主流話語的生產、作家的思想矛盾及其轉換、體制外寫作與私人話語空間、民間社會的分層等一些關鍵問題，構成了“文革文學”到“新時期文學”的“過渡狀態”，我把這個“過渡狀態”看成是“新時期文學”的“源頭”。對這一狀態的考察也即對“源頭”的勘探，當然不是一篇文章、一個角度可以完成的，因此，拙作只能是系列考察之一。
二
在197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重新獲得了寫作的權力，但是個人話語、知識分子話語并沒有獲得合法性；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重新寫作，并不是由他們的“知識分子性”所決定的，而是他們在“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中被賦予了“階級性”。
在1972年之前，除了“革命樣板戲”外，創作基本處于無序狀態。1972年新創作的《虹南作戰史》、《牛田洋》、《金光大道》等小說的出版，“文革文學”的話語建設進入了積極而有序的狀態。新創刊的和恢復出版的文學期刊為主流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以“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為指導，按照主流意識形態的設計，“文革”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學話語系統并且側重表現兩個方面：作為歷史的“社會主義改造”和作為現實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兩者都是寫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后者逐漸發展為側重寫與“走資派”的斗爭。這樣，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一部分就成為“陰謀文藝”。《初春的早晨》、《金鐘長鳴》、《典型發言》、《只要主義真》等這方面的代表作，因此受到主流文學評論的重視。《虹南作戰史》、《牛田洋》與《初春的早晨》、《金鐘長鳴》等是“文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兩極，介于這兩者中間的作品是“文革文學”的基本方面。
在主流文學話語的形成過程中創作者選擇了不同的創作姿態。一些作家在“文革”前的創作中曾經有過深刻的探索，但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空間中，放棄了那些重要的探索（這種“放棄”在“文革”前就有跡象）。譬如作為一位政治抒情詩人，郭小川在“文革”前曾經寫過《望星空》、《一個和八個》，盡管他帶著困惑和矛盾，但他深刻表達了自己對歷史獨到的體驗，突破了“公共話語”對“個人話語”的壓抑。“文革”初期，郭小川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是盲從的，他從“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獲得了熱情，抑制不住對領袖的崇拜。毛澤東“萬里長江橫渡”的場景，是1970年代初期郭小川詩作中的*為重要的意象，也是他詩創作的感情“原動力”。一個在主流話語空間中創作的文本，當它在“深度”和“高度”上達不到主流話語的要求時，“修改”是進入主流話語深層空間的姿態。這種修改在“文革”中是司空見慣的，而且不僅在文學領域。話語的轉換有時是一種“背叛”，因此“反戈一擊”常常也是進入主流話語系統中的“筆法”。這種“筆法”無疑受到肯定。任犢就曾對走出“資產階級包圍圈”的工人出身的作家胡萬春給予熱情的肯定：“*近讀到胡萬春同志給《朝霞》編輯部的一封信，其中談到：他重新學習了列寧在1919年要高爾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導，很有感受。一個在黨的培養下成長起來，而后又走過一段彎路的工人作者，回過頭來對革命導師的教導產生了切身體會，那么對于文化大革命以來涌現的工農兵作者來說，記取他們的教訓，時時用革命導師的教導來鞭策自己，自然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了。”“離開了隊伍”而又重新歸隊的胡萬春創作了《戰地春秋》等小說。在主流話語中成為“陰謀文藝”的作品通常是由“政治人物”授意創作的。如《初春的早晨》、《**課》、《金鐘長鳴》、《西沙之戰》、《小靳莊詩歌選》等。
一個突出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在主流話語秩序的形成過程中，“知識分子”作家起到了什么作用并居于怎樣的位置?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知識分子”作家是主流話語的生產者。在思想處于死亡狀態時，知識分子對“文革”的合法性不可能提出根本性的質疑，有時甚至自覺不自覺地用“文革”的理論來思考他們面臨的問題。以這樣的思想素質重新開始寫作，只能使文學成為轉述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一種方式。
三
當代作家思想之再生，盡管是那樣艱難，但它開始孕育于作家與現實的沖突之中，孕育于作家的思想矛盾之中。思想之再生的不同方式決定了“文革”后期文學的不同走向，其中處于“潛流”狀態的一些創作（如“地下詩歌”）和思潮在浮出地表后，成為新時期文學的主潮之一。
也許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在粉碎“四人幫”以后，那些區別于“陰謀文藝”又有一定審美價值和可讀性的作品，受到重視并獲得相當高的評價。特別是在新時期出版的集體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之類的著作中，明顯存在這種傾向。現在看來，這些帶有強烈感情傾向的評論有不少是失當的。
譬如，有的著作認為：“1974年以后當代文學的主要收獲之一，是一批以與‘四人幫’所‘希望’的‘文學’截然對立的姿態出現的長篇小說的陸續問世。這批長篇小說，作為經歷了八年以至更長一些時間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國文學在這‘十年’中的主要‘實績’，無論在創作過程、作品的思想與藝術面貌乃至出版后在廣大讀者中所產生的影響等方面，都表現出許多難能可貴之處。”“在這里。創作主體較為共同的特征，是大多以自身較為深厚的生活積累、較為深切的生活體驗、較為明朗的生活態度，特別是對生活本身的獨立思考出發，努力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反映歷史和當代的生活實際，謳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革命和激動人心的生活和斗爭的業績。因此這些作品盡管由于歷史、時代環境和寫作、出版的生活條件等方面的諸多限制，不但不能從思想、藝術和數量、質量上與‘前十七年’創作方面的豐碩的收獲相比，作品本身在各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種種缺陷，但他們畢竟以自己的面世本身參與了十年動亂中人民對林彪、‘四人幫’的英勇斗爭，從而作為一種特殊的創作成就，對中國當代文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生存與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寶貴的貢獻，多少填補了這十年間文學創作的‘空白’。其中，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克非的《春潮急》、李云德的《沸騰的群山》（第二部）、黎汝清的《萬山紅遍》和《海島女民兵》、孟偉哉的《昨天的戰爭》（**部）、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郭澄清的《大刀記》、鄭直的《激戰無名川》等是較為突出的佼佼者。”這段文字顯然是對“文革文學”的誤讀，其立論與闡述是矛盾的，譬如說“與‘四人幫’所‘希望’的‘文學’截然對立的姿態出現的長篇小說的陸續問世”，截然對立的姿態顯然不可能出現在公開的出版物中；再譬如，把這些作品看作是與“四人幫”“英勇斗爭”的產物也言過其實。
我當然不否認這些作品所作的種種努力，但是真正以“截然對立的姿態”出現的疏離是艱難的，如果忽略這一點我們也就無視了“文革”特殊的歷史語境。即使那些明顯地受極左思潮影響的作品，只要它的敘事有可能導致對“文革”的另外一種理解，就要遭遇圍剿。1972年2月號沈陽《工農兵文藝》上發表的敬信小說《生命》，僅僅因為寫了“四清”下臺干部崔德利和大隊貧協主席老鐵頭的矛盾，就被看成是舍本求末，取代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斗爭這一根本矛盾，于是遭到了批判。1973年來自遼寧大學中文系工農兵學員的批判，逐漸在全國引起注意。《遼寧日報》在1974年1、2月陸續發表批判《生命》的文章多篇。《遼寧文藝》1974年第2期在刊登工農兵業余作者批判《生命》發言記錄的“編者按”中說：“《生命》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當前那股妄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思潮的反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回潮的表現。聯系到‘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等謬論的出現，說明文藝戰線上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十分尖銳的。這是關系到保衛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斗爭。對于這種回潮的表現不能等閑視之，必須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和斗爭。”
在有限的縫隙中出現了相對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品，“理念”與“生活”的沖突是這些作品的基本矛盾。我們必須強調這種疏離只是相對的。70年代初期批判極左思潮和70年代中期文藝政策調整所帶來的空間是有限的，對極左思潮的批判不久便夭折，文藝政策的調整也不是否定“文革”，文學創作者不可能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和更本質的問題上清算極左思潮對創作的影響，因此，那些相對疏離政治中心的話語也顯示出被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鉗制的無可奈何。這樣一種狀態被《創業》的編劇張天民描述為“處于搖擺之中”，在“‘左’‘右’之中搖擺”。
彼此的歷史 作者簡介
王堯，1960年4月生，江蘇東臺人，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思想文化研究。現為蘇州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已出版《中國當代散文史》、《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詢問美文》、《在漢語中出生入死》、《批評的操練》、《文字的靈魂》、《關于“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等著作多種，主編《“文革文學”大系》及《“新人文”對話錄》等叢書，在《文學評論》、《新華文摘》、《當代作家評論》等發表論文數十篇。另有散文隨筆集《茶話連篇》、《把吳鉤看了》、《遲到的批判》、《紙上的知識分子》、《錯落的時空》等。獲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之“文學評論家獎”。
商品評論(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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