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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實之間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928071
- 條形碼：9787532928071 ; 978-7-5329-2807-1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歷史與現實之間 內容簡介
“e批評叢書”是一套關于幾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評論。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評筆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獨特、或嚴謹扎實、或自由放達，從不同的視角或層面來切入當下的文學創作，表達訴說著他們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良知、正義、職責以及對于當前的文學現象、文學性質、文學發展以及具體作家作品的獨到見解與鮮明立場，撇開浮沫，洞入真知，再現了當下文學的本真狀態與精神走向。本書為作者近年學術論文精選，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學術研究成果和主要思想觀念。
歷史與現實之間 目錄
瞧，他們走來了——“e批評叢書”總序
自序：遙遠的行程
文化批評
時空流轉現代——1980—1990年代小說中的北京記憶
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以父/家/國重敘當代史——電視連續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意識形態批評
思想史
挪用與重構——80年代文學與五四傳統
先鋒小說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
“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1980年代的發生
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
學科史
“現代”·“當代”與“五四”——新文學史寫作范式的變遷
“現代文學”的確立與1950—1960年代的大學教育體制
“當代文學”的構造及其合法性依據
“再解讀”：文本分析與歷史解構
文學史
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的“革命+戀愛”模式解析
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從丁玲個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沖突
趙樹理文學的現代性問題
沈從文《看虹錄》研讀
附錄（一）：討論
附錄（二）：講評（錢理群）
新話語的誕生——重讀《班主任》
短論
人文學的想象力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問題意識和歷史視野——關于《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的筆談
跋：穿越語言圖繪歷史——解讀賀桂梅
自序：遙遠的行程
文化批評
時空流轉現代——1980—1990年代小說中的北京記憶
世紀末的自我救贖之路——對1998年“反右”書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以父/家/國重敘當代史——電視連續劇《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意識形態批評
思想史
挪用與重構——80年代文學與五四傳統
先鋒小說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
“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1980年代的發生
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的三種資源
學科史
“現代”·“當代”與“五四”——新文學史寫作范式的變遷
“現代文學”的確立與1950—1960年代的大學教育體制
“當代文學”的構造及其合法性依據
“再解讀”：文本分析與歷史解構
文學史
性/政治的轉換與張力——早期普羅小說中的“革命+戀愛”模式解析
知識分子、女性與革命——從丁玲個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沖突
趙樹理文學的現代性問題
沈從文《看虹錄》研讀
附錄（一）：討論
附錄（二）：講評（錢理群）
新話語的誕生——重讀《班主任》
短論
人文學的想象力
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問題意識和歷史視野——關于《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的筆談
跋：穿越語言圖繪歷史——解讀賀桂梅
展開全部
歷史與現實之間 節選
時空流轉現代——1980－1990年代小說中的北京記憶
站在一個高處，往下看我們的城市、鄉鎮、田野，就像處在狂野的風暴中：凌亂，而且破碎，所有的點、線、面、塊，都在驟然地進行著解體和調整。這大約就是我們的現代生活在空間里呈現的形狀。而在生活的局部，依然是日常的情景，但因背景變了，就有了戲劇。
——王安憶：《時空流轉現代》
90年代以來，文壇不多的幾個核心話題之一，即是關于都市和現代性問題的討論。但值得思考的是，這種討論相當集中地聚焦于對上海的考察。這固然因為上海近百年的發展歷史，及其與西方現代文化之間的緊密關系，但這種考察隱晦地將革命（社會主義）歷史作為非現代（或阻礙現代化進程）的因素剔除出想象的視野；同時，其所關注的面向主要集中于與西方產生碰撞的層面，而忽視（或無法納入）中國城市記憶與“現代”相抵牾的部分。可以說，上海的城市現代性是一種殖民現代性。與之相參照，北京這一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的更曲折也更復雜的經歷，卻在一定程度上被人們忽視。討論有著八百余年建都歷史的北京與現代性之間的關聯，將會更為多面向地串聯起“現代”的繁復內涵。“傳統”對于這個城市而言，不是抽象的能指，或來自遙遠鄉村的可笑而愚昧的鄉下人固守的信念，而是滲透于這個城市的空間形態、其居民的日常生活、行為方式和精神構成當中。北京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密切關聯，及其在現代中國社會格局中所占據的獨特位置，使得它具有某種與“中國”相重疊的性質。如趙園所言：“北京把‘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提出北京城市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在很大意義上，也是從更復雜的面向上考察現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
本文側重考察1980-1990年代小說的北京書寫及其現代性想象。將考察重點聚焦于80-90年代，是因為在這一時段中，小說中北京的文化身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明確倡導，但同時，這也是北京這個古老的帝國都市*為真切地面臨著喪失其歷史和文化標志的時期。如果說現代化進程對于所有有過自己的文化記憶和文化傳統的第三世界國度和都市，都意味著一個擦抹記憶而重構自我形象的過程，那么這個過程對于北京尤其印象深刻，且尤其在現代化進程急劇加快的80-90年代更為真切。考察這一時段的小說如何書寫北京記憶，不僅是考察特定的歷史語境如何參與到對北京的文化形象的建構之中，而且也是以一種方式參與對這一文化占都未來命運的思考。
一、傳統/現代的兩難：“京味小說”中的文化
北京是中國少有的幾個建構了自身文學傳統的城市，“京味文學”則是其文學形態的一種命名。但把“京味文學”作為一種思潮或流派加以明確倡導，則是在80年代。這一時期的“京味小說”囊括了鄧友梅、劉心武、陳建功、蘇叔陽、韓少華、汪曾祺、劉紹棠、王朔等作家于80年代不同時段寫作的不同作品。這里需要考察的問題不在于是否存在“京味文學”這樣一個文學流派，而在于這個范疇是在怎樣的歷史語境和文化邏輯中被提出，其作品建構了何種北京形象，以及為何確立了這樣的北京想象。
1.“京味”的提出及其構成因素：
不同的研究者都指出，“京味文學”的倡導和80年代的“文化熱”、“尋根文學”思潮有著密切關聯。了解這一點，并不單純是為了考察“京味文學”提出的歷史背景，而是由此探測它總體上受制于何種歷史與文化的想象視野。“文化熱”、“尋根文學”，與80年代理解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想象有密切關系，這種理解方式有一種潛在的思考框架，即將問題的討論置于傳統/現代的兩緯視野之中，并內在地建構了一種進化論式的理解歷史和文化的方式。“文化熱”關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之間的差異和類比， “尋根文學”則更是明確地提出找回“民族的自我”。盡管這在當時的語境中，直接針對的是高度規范和僵化的政治律條，但對于“文化”的關注方式，對于何謂中國文化/文學之“根”，卻不約而同地分享著一種傳統/現代的思考框架，并把對傳統文化的反省和思考作為“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和文化邏輯之中，對“京味”的理解，被置于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差異文化）/現代文化的脈絡之中。因而，被人們指認為有“京味”的作品，無論在語言表達，還是所表現的內容層面，都刻意強調其“文化”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表現于人物語言和敘述語言的“京白”、“京片兒”化，表現于四合院、大雜院等城市空問的選擇上，表現于對都市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風民俗的呈現，也表現在對作為傳統文化具體呈現的器物知識的展示上，更表現為那些負載著歷史與傳統的老人/舊時人物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上。這種差異性往往被放置在朝向過去的歷史視野中，即未曾被現代生活所更動的民族文化“積淀”的層面，共同指向一種“田園化都市，，式的、擁有豐富的傳統文化韻味的老北京想象，作為一種別樣的歷史樣本，用以展示民族傳統文化的豐富性。在這樣的邏輯中，對北京文化的描述，既是對特定區域的差異文化的展示，同時也是以現代眼光對民族傳統文化的挖掘和再建構。
這種從尋找文化因素的角度所形成的“老北京”形象的書寫，具有較強的設計性。這主要表現為“京味小說”由一些較為相近的因素所構成：
其一，是人物語言和敘述語言的“京白”化。它們常常用北京底層市民的地域方言，即北京話而非普通話，來表現人物和講述人物。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開篇對“敢情！”這句北京土話發音和使用的描述，《找樂》開篇對“找樂子”的介紹，鄧友梅的《那五》對俗語和說書文體的使用等，以及“京味小說”共同對語言的強調，都突出地表明“語言”對于構造北京形象的重要性。這事實上也是“尋根文學”的普遍特征，它們所反抗的是高度統一的政治語言，而試圖重新嘗試那些被擦抹掉但具有豐富文化韻味的方言土語。語言既被作為文化差異性的構成因素，也被視為文化差異的具體表現。也正因為在語言上的這種規定性，不使用作為方言的北京話的人群也因此不能進入“京味小說”的表現之列，而對于這種語言所作的俗/雅之辨，也使得陳建功的《鬈毛》和王朔小說因過分“粗俗”而有時不被納入京味小說。這種語言的選擇性表明：對“京白”的要求，并非寫實性記錄，而是一種文化選擇和文化想象的外化。
其二，北京想象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建筑空間當中。因為“尋根，，思潮尋求“民間”、“非規范”文化的取向，也因為老舍小說作為示范經典的影響，80年代的京味小說基本上選擇生活于胡同里的四合院、大雜院中的底層市民作為表現對象，而不是大宅門里的貴族/世家生活場景（這一點在90年代有了改變）。不僅生活于這些建筑空間中的人群被作為表現對象，建筑空間本身即是表現的重要對象。《鐘鼓樓》花了一節的篇幅來介紹四合院的布局，并將其視為書中的一個“大主角”。而《安樂居》、《轆轤把胡同9號》、《紅點頦兒》等對于安樂居酒館、轆轤把胡同、壇墻根兒等空間的敘述興趣，顯然超過了其中的任何一個人物，那些以群像出現的人物，不過是這個城市空間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對城市建筑空間的興趣，聯系著這種空間布局所顯現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劉心武直接寫道：“現在我們走進了鐘鼓樓附近的這個四合院，我們實際上就是面對著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會的特定文化景觀”。與對文化景觀的關注相連，民風、民俗也當然地進入到小說書寫當中。日常人倫的婚、喪、嫁、娶，《清明上河圖》式的民間風情，特定群落的生活方式等，也成為京味小說的重要構成部分。這種建筑空間和民風民俗所構筑的人際關系，帶有類似于傳統鄉村的特點，因人倫親情、因鄰里關系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不同于現代大都市的疏離關系的緊密關聯。“都市里的鄉村”或“田園化都市”則是這種人情關系的具體概括。這既是一種民俗學、人類學意義上的特定文化形態的展示，同時也整體地受制于“京味小說”對于“京味”文化的理解，即將其視為非規范的、留存于民間的差異文化樣本。也因此，不同于胡同建筑格局的城市空間、不具有“民俗”意義的生活形態，都很難被納入“京味小說”之中。
其三，京味小說所表現的對象，是特定的都市群落，主要是老人和一些“舊時”人物。《尋找畫兒韓》、《話說陶然亭》、《安樂居》、《紅點頦兒》、《找樂》等所寫的，都是老人；《那五》、《煙壺》則講述的是已經敗落的旗人世家子弟。這些老人或舊時人物又往往和一種即將消逝的生活方式或職業行為聯系在一起，比如養鳥、唱戲、裱糊匠、古玩字畫鑒別商等。小說也因此表現出對器物知識的超乎尋常的關注。如《煙壺》，其中對煙壺和瓷器的介紹，詳盡程度甚至超出了情節本身的要求，并構成整個小說的核心表述對象。選擇老人/舊時人物這樣一個群落，顯然是因為他們與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品味和精神狀態有著更深刻的關聯，甚至他們本身就是這種文化的化身。但同時，如同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其他“尋根小說”一樣，以老人/舊時人物作為敘述主體，卻也直接地顯露出他們作為即將消逝的“*后一個”的文化樣本或化石的意味。
2.文化批判與文化挽歌間的矛盾：
“京味小說”在關于北京文化的表現上，選擇了一些相似的構成因素，并總體上建構了一種老北京/舊北京的想象形態。但是，不同于老舍小說的平淡而含蓄的安詳，這些作品共同呈現出一種內在的精神緊張。這些小說一方面展示出構成北京文化差異性的特定語言、建筑空間、民間風情和器物知識、人物群體，但同時，這種展示被一種暖昧的態度所纏繞，即其主部是一種認同和文化挽歌式的回望，但隱隱地也透出一種試圖保持距離的批判意識。而更具有癥候性的是，越到80年代后期，這種批判的聲音就逐漸隱沒，認同式敘述便由一種對地域文化的有距離的興趣，轉換為一種深切的感同身受的同情。作為“新時期”京味小說**篇的《尋找畫兒韓》（1979年），其標題本身便顯示出了一種含蓄的傾向性。被尋找的古玩文物鑒別商畫兒韓，值得人尊敬的不僅是他高超的技藝，同時是他由相應的文化內蘊所形成的人格。而在鄧友梅此后的小說中，既有《那五》（1983年）式的半帶調侃的講述，也有《煙壺》（1984年）中對于匠人所堅守的人格的贊美。表現得更明顯的是陳建功的創作。《轆轤把胡同9號》（1981年）對于韓德來的描述顯然可以納人到關于“國民性”的批判、關于“文明與愚昧的沖突”式的啟蒙敘述當中，而從《找樂》（1984年）開始，這種批判意味開始喪失，而逐漸代之以認同與理解。尤其到“談天說地”系列中后來的篇目《放生》、《耍叉》等中，這種認同達到了可以稱之為強烈的程度。在一篇演講詞中，陳建功講到了自己的矛盾：他非常真切地意識到“在林立的高層建筑的縫隙中茍延殘喘的四合院”意味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在現代文明的侵襲下崩解的圖景”，面對著這種“四合院的悲戚”，他感到“心中是一團矛盾”。——陳建功在這里明確地將“四合院”指認為“傳統”，相應地，“林立的高層建筑”則成為“現代”的化身，他一方面表達了對“傳統”的同情，另一方面又不能拒絕“現代”的誘惑。這種“矛盾”事實上內在地蘊涵于“文化熱”、“尋根文學”的文化邏輯中：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邏輯中，“傳統”往往聯系著“保守”、“愚昧”、“封建”等負面因素，而必然被現代文明所淘汰；但這種現代化對于真切地置身于這種文化傳統之中的人們而言，顯然又并非“文明”/“愚昧”的對峙這樣簡單，而是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行為邏輯和精神內蘊的喪失，因而引起情感上的留戀和認同。正因為處在這種雙重邏輯當中，“京味小說”中用以建構北京形象的，便是老北京/舊北京想象，它聯系著豐富而蕪雜的民間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的記憶；但同時，這種形象被自覺地放置于消逝或即將消逝的歷史視野當中。是過去的傳奇人物和傳奇故事、已經老去的人們及生活方式和精神信念，因而成為一種“文化挽歌”式的表達。
“京味小說”所勾勒的北京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想象的產物。這主要不是指作家或文學作品是否“真實”地描述了北京的情態，而指出于相似的文化邏輯對北京形象的建構。四合院、京白、器物把玩、老去的人群所共同構成的圖景，實則是傳統中國的化身，其作為傳統文化的象征性甚至大于其現實性，就如同“第五代電影”中的黃土地、高粱、民俗奇觀一樣，在現代視野中被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和傳統中國的符號而出現。歷史的視野并未在現實中展開，北京文化被呈現為一種共時的、凝固的樣態。人們固執地從流轉的時空中尋找著四合院，尋找著舊人舊事，將其呈現為一種文化的“樣本”。也正因此，社會現實中真實地展開的歷史過程，在小說中并未表現出應有的復雜性。這個真實的歷史過程即是北京城市空間的急劇轉變，是四合院、大雜院的拆遷和高樓大廈的涌現，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階層的重組。值得一提的是蘇叔陽的《傻二舅》和陳建功的《放生》，這兩篇小說都描述了同一歷史事件，即由胡同里的平房遷往現代高樓。不再能種花，聽蛐蛐叫，不再有“冬景天兒”的“圍爐夜話”，遷入高樓的老人只能在樓道里遛鳥。老人提出抗議的理由：“沒有平房，沒有胡同兒，沒有四合院，沒有紙頂棚，就跟沒有五壇、八廟、頤和園一樣，那還是北京嗎？”但這種抗議聲是微弱的，如同“傳統”永遠不能戰勝“現代”一樣微弱，因為在傳統/現代視野中的北京和北京人，注定只是即將消逝的歷史景象。而敘述者也僅能表達他的同情而已，并且始終未曾放棄關于“現代”的向往和想象。更重要的是，這種認同或同情也是有距離的，即在文本修辭的層面，敘述人將這種認同投射在“他人”（老人或舊時人物）身上。也正是在這一點上，90年代的小說表現了很大的不同，而直接將對北京記憶的認同轉換為一種“家園”式的敘述形態。
……
歷史與現實之間 作者簡介
賀桂梅，1970年生于湖北。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史、思想史和當代文化。已出版著述《批評的增長與危機——90年代文學批評研究》（1999）、《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2005）及相關領域的論文多篇。
商品評論(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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